李录谈价值投资

《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10月期,总第42期)

文/茶几

【李录简介: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真正的价值投资理念的践行者,目前管理近百亿美元资产,查理·芒格家族资产的主要管理者,曾被外界盛传为巴菲特继承人。】

在李录看来,投资首先不是预测,而是承认预测的局限。未来无法被准确计算,任何判断都可能出错,因此投资者必须在买入时留下足够的安全边际。价格上的余地,一方面能够减少判断错误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回报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条看似朴素的原则,构成了价值投资应对不确定性的起点。

与安全边际相伴的,是巴菲特反复强调的“能力圈”。每个人都会因为兴趣、训练和长期积累,在某些领域形成比别人更深入的理解,但能力圈真正重要之处,并不只是知道自己懂什么,而是清楚自己不懂什么。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理解,所以能力圈的边界,和圈内的知识同样重要。查理·芒格常用钓鱼作比喻:要到有鱼的地方钓鱼。市场中有些行业、企业和国家聚集了大量关注,竞争异常激烈,潜在回报也随之被压缩;另一些地方却因为不受追捧,反而可能出现更好的机会。投资者既要守住能力圈,也要把目光投向真正“有鱼”的水域。

财富的实质是全球购买力

李录把财富理解为一个人在全球购买力中所占的份额。在现代经济中,财富不能仅用黄金、钻石或某一种货币的数量衡量,因为通货膨胀会不断侵蚀这些资产的购买力。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资产最终能够换来什么、能够让持有者做什么。

基于这一认识,他所描述的投资方式,是在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以合适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并长期持有,让企业在时间中持续创造价值,投资者则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这不仅是保存财富的一种方式,也是扩大个人在全球购买力中所占份额的一条路径。

这种做法也决定了价值投资者如何理解资本市场。李录把市场参与者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长期持有企业、陪伴企业创造价值的投资者;第二类是利用错误定价获利、同时推动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的套利者;第三类是根据别人会买进还是卖出来下注的投机者,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企业的内在价值;第四类是为前三类提供交易服务的经纪商和做市商。现实中的人往往兼具多种特征,而指数投资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正是这些参与者共同形成的平均结果。

格雷厄姆曾形容,现实主义者会从悲观者手中买入,再把资产卖给乐观者。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更强调价格偏差,巴菲特则在有利买价之外,更加重视企业长期创造价值的能力。二者的共同点,是把市场当作提供机会的场所,而不是要求投资者服从的指挥者。

从社会功能看,资本市场最初的意义,是把暂时闲置的储蓄输送给值得获得资本的企业,使资金进入生产过程,推动经济增长。投机活动则更接近零和游戏:一方所得往往对应另一方所失,参与者又很少持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分享企业新创造的价值。加上经纪和交易成本,这部分活动从社会整体看更像是市场运行的成本。

巴菲特把股市比作“一座附带赌场的教堂”。教堂代表资本配置和价值创造,赌场则是人性使然,仿佛为了让整座建筑存在而不得不接受的附属部分。四百年前,市场借助投机欲望吸引人参与;四百年后,这一面依然存在。市场经历过繁荣、崩溃和巨大浪费,却仍能延续并推动社会发展,原因就在于它创造价值的核心功能并未消失。对年轻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就是决定自己究竟要参与零和博弈,还是参与能让企业、投资者和社会共同受益的价值创造。

人工智能既是强大工具也是重大风险

谈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李录认为,这是一轮意义重大的技术浪潮。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许多轮技术变革,每一轮都带来创造和冲击,但这一次的速度、规模,以及财务影响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的程度,都不同寻常。

过去,人们通常把技术理解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叙事,却加入了另一种可能:技术可能逐步从工具演变为某种能够自主行动的存在。几年前,人们还主要用图灵测试来讨论机器能否在语言交流中表现得像人;随后,大模型表现出推理和编程能力,并开始以智能体的形式执行过去由人完成的任务。多个智能体还可以协作、安排任务顺序,完成持续时间更长、结构更复杂的工作。

硅谷的一种叙事进一步设想,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进入“递归自我改进”,即系统不再依靠人类,而是自己改进自己,继而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最终超过单个人乃至人类整体。按照这种想象,人类仿佛正在创造一个“人造的半神”。一旦接受这种叙事,巨额资本投入和万亿美元级估值似乎都有了理由,购买相关企业的股票,也仿佛是在参加一个“人造之神”的首次公开募股。

李录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的超级存在,人类在社会中的位置将难以确定。即使掌握系统入口的少数人,也未必真正能够控制它。绝大多数人不会愿意生活在由这种存在主宰的社会中。因此,要么技术最终不会走到那一步,要么当它接近那一步时,人类社会会联合起来阻止它。

但撇开宏大叙事,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李录把它暂时描述为一种将强大算力与巧妙算法结合起来的机器:它利用人类已经产生的数据,以及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生成的数据,寻找海量信息之间的关联,并结合上下文建立系统性联系,由此表现出推理等类似人类智能的能力。人们已经知道怎样让它运行,也掌握了一些让它继续改进的方法,却仍未完全理解这些能力为何会出现,就像人类至今也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大脑一样。

从经济结构看,最底层是能源和运输,向上是制造业,再往上是通信和数字媒体,最上层则是规模庞大的知识与技术服务。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擅长整理、组合和运用知识与专业经验,能够降低获得某些专业能力的门槛。但它不能直接替代能源、运输和制造业,也无法凭自身完成原子与分子的物质转换。它仍以人类产生的数据为基础,距离生物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非常遥远。单个细胞已经包含庞大的信息量,人体的复杂性又远高于单个细胞,不能因为人工智能表现出某些类似人的能力,就轻率地断言它已经超越人类。

李录主张,无论系统如何学习和发展,都必须保留人的参与和监督,使人工智能始终作为人的工具。尤其危险的是让系统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递归改进,因为它可能逐渐形成自身目标,再为这些目标设置新的目标,最终脱离人的控制。人工智能还可能带来就业冲击、情感依赖,以及网络、生物和核领域的风险。社会不能只问技术能够走多快,还必须同时衡量收益、风险、成本,以及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冲击。

这项技术在经济上也并非没有约束。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可以一次投入、长期使用,并把建设成本摊薄;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使用却往往都需要新增算力和能源,因此存在持续的增量成本。收入、利润、资本需求和财务纪律并不会因为技术足够新颖而消失。它的发展很可能伴随巨大的繁荣和衰退,甚至经历不止一轮周期。

人工智能热潮中的市场纪律

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市场狂热,李录引用格雷厄姆的核心提醒:市场是来为投资者服务的,不是来指导投资者行动的。投资者没有必要让市场的每一个决定支配自己。

他举出一个极端案例:一家自称“研究实验室”的企业已经消耗数百亿美元,并称未来仍需要数千亿美元投入;它一方面承诺提供改变世界的技术,另一方面又讨论这种技术存在毁灭全人类的概率,同时还希望投资者投入至少一千亿美元,并接受约两万亿美元的估值。这些说法并置在一起,本身就带有明显矛盾,也说明市场的非理性有时可以达到非常极端的程度。

非理性并不意味着马上结束。回顾市场历史,奇怪的定价能够持续很长时间。李录以标普500指数为例指出,从2010年起的约16年中,平均回报大约达到14%至15%;但从2000年开始的此前十年,平均回报接近零,甚至略为负数。把约26年合在一起观察,回报又回到不足10%、但接近长期经验的水平。

这一长期回报可以从经济基本面理解。如果实际经济每年增长约2%,再加上2%至3%的通货膨胀,名义增长大致为4%至5%。进入标普500指数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整体表现通常略好,因此长期回报处在较高的个位数并不难理解。市场可以在相当长的阶段偏离基本面,但最终仍要重新衡量价格与企业价值。

当资金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时,另一面往往是一些优秀企业以很低的价格交易。这种分化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中国和其他市场。重大技术浪潮会放大想象空间,也会刺激投机,使市场情绪和估值变得更为极端。对能够保持理性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反而可能提供比平常更好的长期机会。

全球共同市场不会轻易解体

李录把今天的国际变化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中观察。世界政治秩序的形成和转变非常缓慢,可能需要十年,也可能持续一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世界一度走向更共同的秩序;如今,这套政治结构再次处于转型之中,最终形态仍不清晰。

然而,在变化较快的政治秩序之下,还存在一套更持久的经济秩序。过去几百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人口相互贸易、相互经营,全球共同市场逐步形成。大约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人口都进入同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共同市场通过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源交换不断提高效率,一旦形成,任何国家想主动退出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近百年的贸易摩擦说明,即使提高关税或设置壁垒,贸易仍会根据比较优势,经由第三国寻找新的路径。例如,美中直接贸易下降时,美国与墨西哥等第三国的贸易可能上升,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直接贸易的减少。原有联系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改变了路线。

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约八十年,也承担了维持共同市场运行的大量成本。近年来,美国认为付出与收益不再相称,开始尝试减少部分责任,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也留下了一些空缺。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迅速崛起,形成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制造业,具备不断增强的技术能力,并拥有监管相对统一的巨大单一市场。这些变化同时影响着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

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也揭示了全球依赖的深度。各国都需要半导体,而芯片制造高度集中在亚洲。李录用一个带有幽默感的说法概括这一现象:主要芯片制造地区的人大多“用筷子”;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领导者,如黄仁勋、陈立武和苏姿丰,同样来自这样的文化背景。这个玩笑背后的严肃含义是,技术产业链的联系并非偶然,也不可能轻易被切断。任何把巨大希望和资本押在人工智能上的国家,都必须认真处理与关键制造地区、技术人才和供应链伙伴的关系。

中美之间虽然竞争激烈,却同在一个全球市场中,退出成本很高,相互依赖也仍在加深。中国希望在半导体等领域实现自主,美国希望率先取得人工智能突破,各方都认为时间可能对自己有利。正因为如此,战略稳定本身就具有价值,和平地维持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李录判断,二战后形成的政治秩序会继续变化,但全球共同市场这一更深层、更持久的进程仍将延续。

中国经济的两面与制造业升级

观察中国市场时,李录把过去十年的停滞与经济内部的深刻转型放在一起。大约十年前,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面临能否继续向上突破的问题。许多国家完成初步工业化后,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由此决定主动推动制造业从低端和中端走向中端和高端,并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制定了跨度十年的产业升级计划。

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后,中国原有判断进一步强化:如果只依靠自然发展,突破中等收入阶段未必能够顺利发生,外部力量还可能主动设置障碍。拜登政府延续关税并增加技术限制后,中国在2021年前后更加强调技术自主,尤其关注半导体、大型飞机发动机和操作系统等瓶颈领域。

这种转型需要付出代价。过去几年,最明显的成本之一落在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2021年房地产价格处于高点时,一个典型中产家庭约70%的净财富与住房有关,住房又可能背负相当于房价一半左右的抵押贷款。按照李录在谈话中引用的全国平均口径,此后房价约下跌40%。由于杠杆存在,房价下降对家庭净财富的冲击被放大,在他描述的典型情形中,家庭财富可能缩水60%至70%。

面对这种冲击,家庭通常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并尽可能偿还债务。中国不少中产家庭过去几年正是如此。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国内需求增长接近停滞,储蓄存款却持续增加,规模大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0%,约165万亿元人民币。两三年的低通胀甚至轻微价格下降,又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如果把视线转向制造业和技术升级,图景却完全不同。李录判断,“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主要目标已经提前达到。中国制造业已从低端和中端逐步迈向中端和高端,在能源、电动车、储能、电池和重型机械等领域,部分企业已经成为全球领先者。

技术限制有时还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以半导体为例,美国主导的制裁反而为中国本土产业带来了市场经济中极其宝贵的需求。对企业家而言,订单意味着收入,收入使企业有条件盈利和投入研发,产品改进后又能争取更多订单,从而形成持续循环。按照李录的观察,在成熟制程领域,中国的设备和芯片制造已经接近完全自主;先进制程仍有少数关键环节尚未补齐,但差距也在缩小。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帮助解决软件和操作系统方面的瓶颈。它能够按需提供大量智能能力,其中一个主要用途是生成代码,从个人电脑、服务器到半导体软件生态,过去缺失的一些能力可能逐步得到补充。

房地产收缩与制造业升级由此构成中国经济的两面。按年度新房销售口径,房地产降幅约达70%;与此同时,与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自主有关的投入约为每年十万亿元人民币。两条路径大约从2021年前后开始明显分开。回顾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发展,每十年左右往往会出现一组新的目标,也会出现承担代价的领域。工业起飞初期,环境和河流承受代价;后来环境治理成为目标,环保技术随之发展,污染企业开始付出成本。城市化阶段,房地产推动城市建设、住房拥有和中产财富积累;进入新的阶段后,房地产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又成为调整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对投资者和企业家而言,关键是判断自己所在的行业究竟属于政策推动的目标,还是为实现目标而承担代价的一方。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整体表现低迷,社会信心也受到冲击,但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却以较低价格交易。这种明显分化,可能为能够从整体和长期观察市场的理性投资者提供机会。

中美人工智能企业的路径也有所不同。硅谷首先关心技术还能够做什么、能力边界能够推进到哪里,因此许多企业仍把自己称为研究实验室,并强调“前沿”。中国企业同样关注技术能力,却往往更加直接地追问:这项技术能够为个人和企业客户做什么?不同出发点会产生不同的衡量方式,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商业结果。

随着房地产在家庭和国家财富中的占比下降,企业所有权即股票,可能在财富结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房地产有真实价值,不会永远下跌,但一个现代经济体最终仍需要形成企业成长、居民分享企业所有权、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

能源、加密货币与长期经营

在李录看来,价值投资并不排斥成长型科技企业。所有明智的投资,本质上都是价值投资,因为投资者支付一个价格,总是希望得到比价格更高的价值。标的可以是一家停止增长甚至衰退、但能向股东返还大量现金的企业,也可以是一家高速成长的科技公司,还可以是成功概率不高、但一旦成功回报极大的机会。共同的基础,是估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再折算到今天,判断其价值是否高于价格。真正的限制不在行业标签,而在投资者能否理解价值来源,并作出有根据的估计。

能源则位于整个经济结构的底层,也是人工智能进一步扩张的重要约束。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已从芯片延伸到电力和劳动力,不同地区面对的限制并不相同。大规模算力需求还会对气候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人工智能、能源供给和环境成本必须被放在同一幅图景中评估。

对于加密货币,李录的判断十分明确。他认为加密货币最终会自行消失,因为一种货币要承担结算和财富储藏功能,背后必须存在可以执行的制度与约束。缺乏执行机制、仅由一群人创造出来的数字资产,很难成为可靠货币,还可能为犯罪和非法交易提供便利。如果有人把它当作收藏品,并愿意按自己的偏好出价,那属于个人选择;但从社会价值角度,他并不看好这一领域。

长期经营投资业务的困难,则集中体现于投资理念与短期业绩之间的冲突。投资者常常既想参与创造价值、实现双赢,又希望每年、每季甚至每天都交出漂亮数字,但两者无法始终兼得。为了追逐持续的短期表现,价值投资很容易滑向投机。

要把价值投资做成长期事业,管理人需要真正相信自己的方法,也需要找到理念相近、愿意长期同行的出资人和伙伴。判断正确与否,应建立在事实和逻辑之上,而不是取决于别人赞成还是反对。这需要一种并非人人具备的心理素质。如果一个人无法承受长期偏离市场共识的压力,指数投资可能更适合他。价值投资机构也不能一边坚持逆向和长期主义,一边要求自己成为规模最大、资金最多的机构,因为资本规模、客户预期和投资方法之间存在现实约束。

从资本复利走向人生复利

李录最终把价值投资的原则延伸到人生。价值投资者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把避免永久性损失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未来无法准确预测,人必须从自己真正能够确认和理解的事情开始。二十多岁刚接触投资时,他自己懂得也不多,因此先从资产负债表入手。企业拥有多少资产、背负多少债务,相对容易确认。随着学习和经验增加,投资者再从简单问题走向更复杂的问题,能力圈由此自然扩大。

能力圈一方面要求人清楚边界,另一方面也要求人通过持续学习主动扩大边界。知识如果能够长期积累,资本才有可能随之复利增长。回顾人生的每一个十年,人可能发现自己已经学到许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另一个人。长期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最终积累的成果往往超过当初想象。

李录更愿意选择能够实现双赢的道路,因为知识、能力和关系可以在这条路上不断叠加,甚至可能延长一个人保持健康、继续发挥作用的时间。工作若始终有趣,并且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人就更容易长期投入。相反,短期零和博弈中形成的技巧可能很快失效,参与者不得不依赖更大的计算机和更强的人工智能,最后甚至可能被技术替代。

查理·芒格对李录的重要影响,不只在投资方法,也在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芒格推崇由可信赖的人组成的紧密关系网,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不仅追求自身成果,也让合作伙伴与社会受益。对于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这条路可能需要很多年,进展也可能很慢,但只要持续积累,就会逐步接近与自身能力和贡献相匹配的位置。

李录并不把投资成绩完全归功于个人能力。他承认,成功和失败往往是努力与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己的道路上也曾遇到许多幸运机会。然而,人仍然可以主动选择合适的方法、伙伴、同行者和真正值得投入的事情。时间一旦拉长,复利会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复利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要失去已经积累下来的东西。需要保护的不只是资本,也包括知识、智慧、健康和彼此信赖的关系。只有让这些资产长期留在人生中,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增长,复利才真正成立。

无论身处美国、中国或其他市场,这一原则都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特性之上。世界会变化,市场会经历热潮与低谷,个人也会遭遇好运和坏运。真正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愿意长期投入、又能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事情,在其中不断学习,让能力、关系和成果随时间共同增长。对李录而言,这不仅是一套投资方法,也是一种更有成效、更值得选择的人生方式。

【本文根据李录有关价值投资的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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