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6月期，总第38期）

文/茶几

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也感谢美国华人联合会以及各位组织者，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共同讨论华裔美国人的未来、参与和力量。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中国。我的祖父来自云南，他曾是一名将军，也是昆明的第一任市长。我的外祖父在中国接触到长老会传教士，后来成为了一名牧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我的父母都在很小的时候离开中国，去了香港。

我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孩子，不会说广东话，也没有父母陪在身边。他的家庭原本比较富裕，家里给了他一些钱和随身物品，希望托人照顾他，可是那些钱财和东西后来都被本该照顾他的亲友拿走了。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出身于长老会牧师家庭，家里非常贫穷，经常搬家。她身体一直不好，也在很长一段人生里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加州副州长候选人Fiona Ma在美国华人大会上发言)

后来，他们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我的父亲进入萨斯喀彻温大学读书，我的外祖父则在多伦多担任牧师。当时，我父亲和他的大学朋友们想认识好女孩，于是常常去参加教会野餐活动。就是在那里，我的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不过那时我母亲只有16岁，而我父亲已经在读大学，所以他们保持了很多年的通信关系。后来，我的外祖父调到纽约市的教会。我的母亲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给我父亲写了一封类似“现在或者永远不”的信。我的父亲很聪明，他回复说：“我一直在等你。”当时他正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于是他回到纽约，两人结婚。之后，我母亲随他去了苏格兰，而我就是母亲在苏格兰时怀上的。所以，我有了Fiona Ma这个名字。

我出生后的前四年，住在纽约唐人街的外祖父母家里。那时，我的父母都在纽约扬克斯工作，父亲在通用食品公司工作，母亲是一名代课老师。四年后，他们终于攒够了钱，在长岛Great Neck买下了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

那个年代，Great Neck几乎都是犹太家庭。我是学校里唯一的亚裔，也是唯一的华裔。整个学校里，少数族裔学生只有六个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那时，我并没有参与政治。我成绩很好，也在初中和高中参加了四项运动：网球、篮球、垒球和排球。我高中时唯一上的荣誉课程是西班牙语，不过今天在场的Oliver西班牙语说得比我好多了，我非常佩服他。

后来，我去了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因为那里有注册会计师的培养方向。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们从事所谓“专业职业”，也就是律师、工程师、会计师或者医生。我数学不错，所以后来成了一名会计师。我的弟弟是工程师，妹妹是医生。我们家只差一个兄弟姐妹成为律师，就把父母心目中的职业清单凑齐了。

大学毕业后，我拿到了纽约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机会。那时候，它还属于当时所谓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后来，我的外祖父搬到了旧金山，我的父母也希望去加州，因为他们感受到那里更多元，那里的人也让他们觉得更自在。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旧金山。我进入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做了五年后，我选择离开。因为当时在管理层里，我几乎看不到有色人种，也看不到女性领导者。

28岁那年，我开始创办自己的会计事务所。后来，我被邀请担任亚裔商业协会主席。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政治。我需要代表女性和少数族裔小企业，争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合同机会。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开始观察并思考：为什么政治和民选职位上没有更多女性？为什么没有更多亚裔？

我逐渐意识到，民选官员决定资金流向，决定法律如何制定，也决定谁会被任命到重要职位上。我当时觉得，这不对。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那些位置上？

于是，我开始越来越关注政治。我创办了旧金山西区华人民主党俱乐部，为许多参选人免费处理税务，也在很多竞选活动中做义工，努力学习政治系统如何运作。

我的父亲一开始并不希望我从政。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读一个MBA？也许读完之后，你就会清醒过来了。”于是，我去了佩珀代因大学，拿到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父亲问我：“现在你怎么想？”我说：“我还是想参选，我想帮助别人。”

父亲又说：“你弟弟还在等着结婚，你应该先结婚。”于是，我找了一个我父亲认可的好男人，结了婚。然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一直是一个尽责的长女，从来没有给你惹过麻烦，也从来没有让你担心。现在，你能不能支持我一次，让我去参选？”最后，父母说：“如果你赢不了，你还可以回去做会计师。我们还是爱你。”说完，他们搬去了拉斯维加斯。

我花了七年半时间，努力理解加州政治系统如何运作。2002年，我在旧金山参选市议员并成功当选。在11名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我是唯一一名亚裔，也是唯一一名华裔。我在那里服务了四年。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份工作，真的像真人秀《幸存者》一样。

后来，我当选加州众议员，并担任多数党党鞭和临时议长。我非常热爱在州议会服务，因为在那里可以推动法律、解决问题。之后，我又当选为加州税务委员会委员。那时，我父亲终于说：“至少你没有浪费你的教育和工作经验。”

2018年，我参选加州财务长并成功当选，2022年又成功连任。

终于，我的父亲开始为我感到骄傲。他明白，自己的女儿正在管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之一的财政事务，所以他非常高兴。现在，我正在参选加州副州长，他又不那么高兴了。他希望我去赚钱。他对我说：“你已经做了很多了。你可以去很多公司董事会任职，可以做顾问，一年赚一百万美元。”但我从来不是被金钱驱动的人。所以我告诉他：“爸爸，对不起，我还是要参选副州长。”

现在从政越来越艰难。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受到攻击。如今，我被攻击的理由竟然是“太中国”、与中国政府“太接近”。我常常想，怎么到了2026年，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看到许多不公仍然存在时，我们就更不能退缩。值得庆幸的是，最高法院刚刚维护了出生公民权。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亚裔仇恨危机，这也促使很多人站出来，发声，行动。我们回想《排华法案》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德州等地方甚至不能自由购买房产。我们不能倒退。

我们为了在这个国家立足，付出了太多努力。我们打破障碍，不断向前，希望成为优秀的美国人，希望回馈社会、作出贡献。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面对许多歧视。

我参选加州副州长，不是因为我喜欢被惩罚，而是因为我要为下一代打开更多大门。我要让像Oliver Ma这样的年轻人看到，有人可以走到这样的高度，可以站在这样的位置上，可以真正参与决策。因为当你在那些层级和位置上看不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时，你就很难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这对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要感谢美国华人联盟，也感谢各位领导者的远见、领导力和凝聚力，把大家带到一起。但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登记投票，也必须确保每个人真正走出来投票。

在主流政治中，亚裔常常不被视为高投票率族群，所以政治资源不会投入我们的社区，候选人也不会认真对待我们。他们不认为我们能够产生足够影响，也不认为我们能够当选。大家常常谈论拉丁裔选民、非裔选民，而我们坐在这里会想：那亚裔呢？那我们呢？

只有当我们真正动员起来，不只是华裔美国人，而是所有不同的亚太裔群体，包括柬埔寨裔、菲律宾裔、越南裔、韩裔以及更多社区，一起站出来，我们才会看到改变。只有当我们共同发声，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亚裔美国人社区。这样的社区不必接受歧视，不必忍受不公，也不必在痛苦中沉默。

所以，我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感谢大家动员起来，感谢大家站出来服务、领导和激励他人。你们不仅在影响这一代人，也在影响下一代人。

让我们一起行动，彼此支持，也一起变得更加强大。

谢谢大家。

（Fiona Ma（中）与加州Union市副市长王耀明（左）、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苏小元（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