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9月期，总第41期）
文/茶几
2020年初，严歌苓完成了一篇批评疫情初期瞒报现象的文章。她借用唐婉词中的“瞒、瞒、瞒”三个字，表达对真相受到遮蔽的愤怒。文章写完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她没有立即发出，而是先交给丈夫王乐仁。
这一举动并非寻常的家庭讨论。当时，严歌苓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她的小说在中国拥有庞大读者群，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版税和影视版权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王乐仁已经退休，女儿尚小。夫妻二人都明白，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可能使原有的出版、影视合作及商业收入全部中断。
（作家严歌苓如今已经移居德国，继续写作，图像来源： Zhou Peng）
严歌苓把这形容为可能“闯一场大祸”，甚至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准备。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作家的个人命运，还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最后，王乐仁替她按下了发送键。第二天，文章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
对于这次选择造成的经济损失，严歌苓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作家收入不同于固定工资，每年出版多少书、是否发生影视改编，都带有偶然性。她只能确认，文章发出的一刻，她已经预感到，过去来自中国市场的丰厚收入很可能不复存在。
这并不是严歌苓第一次面对审查，却成为她与中国出版及影视体系彻底分离的重要转折。
从《第九个寡妇》到《芳华》
严歌苓早期很少主动向中国大陆投稿，小说主要在台湾发表。后来，她发现自己的作品经常被大陆杂志擅自转载，既没有征求许可，也没有支付稿费。既然作品已经在流传，她开始尝试与大陆出版机构正式合作。
小说《第九个寡妇》插图
一位编辑主动向她约稿。严歌苓提出，自己想写一个发生在土改年代的农村故事。为了准确掌握当地风土人情，尤其是人物语言，她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编辑承诺等她，这一等就是五年。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第九个寡妇》。
小说在大陆出版后迅速走红，盗版也随之出现，甚至菜市场和超市里都能看到。严歌苓父辈的一些朋友告诉她，买菜时顺手买了一本，她还追问对方有没有分辨正版和盗版。
然而，《第九个寡妇》的发表过程已经让她感受到审查的存在。小说最初被几家杂志退稿，后来终于刊出，有人告诉她，文本已经被删改。严歌苓没有重新逐字核对，因为在她看来，作品既然已经发表，再回头查看那些未经同意的改动，只会让自己更加生气。
出版机构有时甚至不会与作者商量，便直接删去它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严歌苓把这种处境形容为原创者的挣扎：作家不愿妥协，却又不得不面对作品无法出版的现实。这种痛苦并非她一人所有，而是中国创作者普遍面对的切身经验。
她说，自己写作时很少主动考虑红线。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距离中国现实环境较远，她通常先按照自己的判断完成作品。直到把稿件交给出版社，才发现自己已被放进一个由“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组成的框架中。
她把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出版社要给孩子“整容”，甚至要求作者亲自下刀，她做不到。她宁愿告诉编辑，认为哪里必须删，就由出版社自己处理，她不会亲手切割自己的作品。
“在中国，红线是在身后的。”严歌苓说。很多界限事前不会被清楚告知，只有跨越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越线。
电影《芳华》剧照
大约从2016年开始，她明显感到气氛发生变化，审查日益严格。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第一次被临时叫停时，她意识到，也许又到了离开的时候。
《芳华》后来上映并引发巨大反响。严歌苓认为，电影比小说明亮，整体基调更加抒情和浪漫，但主要人物仍然保留了原作精神。影片唤起许多人对青春的怀念，也引起了“是否美化特殊年代”的争议。
在严歌苓看来，一个时代可能充满压抑和创伤，但身处其中的人仍然拥有自己的青春。青春的美好并不能证明时代的美好。影片中英雄式人物被一步步摧毁，最终甚至被当作流氓处理，故事本身仍然尖锐而残酷。
“赚到”的九年
严歌苓的丈夫王乐仁曾任美国外交官。两人恋爱时，严歌苓在中国当过兵和战地记者的经历一度引起美国方面的安全审查，王乐仁也曾面对外交事业与婚姻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婚姻，后来又重新回到外交系统，前后从事外交工作约21年。
婚后的严歌苓随丈夫辗转德国、非洲、台北等地。频繁搬迁使她能够进入不同文化、语言和政治环境，也让她通过比较重新理解中国社会。
王乐仁一直参与妻子的创作事业。他翻译严歌苓的小说，负责财务、税务、出版、行程及各种行政工作。严歌苓形容，自己习惯构思长篇小说、电影等“大工程”，丈夫则把工程分解成一项项能够落实的细节。
王乐仁很早就预感，妻子的作品迟早会触及不可跨越的政治界限。
2011年前后，《陆犯焉识》出版。一些评论把它视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冲击力的作品，当时便有人猜测，小说和改编电影可能遭禁。不过，当时的公共环境仍相对宽松，有人公开撰文反驳批评，《陆犯焉识》没有被叫停，继续大量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归来》也得以上映。
2022年，德国之声询问王乐仁，严歌苓2020年遭到封杀，是否意味着夫妇二人“失去了两年”。王乐仁回答，他们不是失去两年，而是“赚了九年”。从《陆犯焉识》问世开始，他就认为封杀迟早会到来。作品此后仍能出版、改编并产生巨大影响，相当于多争取了九年。
严歌苓则回忆，2016年前后，她已经感到环境不对。后来，一位导演向她转述，有官员曾质问：“严歌苓那么不喜欢我们，为什么还回来？”
这句话让她感到愤怒和受辱。她无法接受某一个官员把国家视为少数人私有的领地。她认为，自己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代表整个国家驱逐一名作家。
从逐步消失到“社会性死亡”
2020年的文章发表后，封杀迅速进入实际层面。
严歌苓称，当时有一本新书已经完成印刷，后来却被全部追回销毁；原有出版计划无法继续，一些影视项目也受到影响。其中一个投资约两千万美元的中美合作电影项目未能正常发行。
张艺谋执导的《一秒钟》使用了与严歌苓作品相关的情节，但她的原著作者署名后来被删除。严歌苓夫妇曾发出公开信，联系编剧与作者组织，在不同国家寻求法律帮助，并在柏林电影节期间表达抗议。
让她尤其愤怒的，是有制片方后来宣称电影与严歌苓的小说“毫无关系”。在她看来，双方过去围绕剧本进行过沟通，她本人看过剧本并提出意见，片方最初还邀请她随剧组出席柏林电影节、走红毯。相关通信至今保存。在这些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否认原作者，不只是政治审查，更是对创作者劳动和版权的践踏。
严歌苓一度愿意为了保护中国国内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接受影片在国内发行时不出现自己的名字。但她无法接受电影进入海外市场以后，西方发行商、流媒体和电影节仍然延续同样的处理。
好莱坞媒体《Variety》曾主动采访她。记者自称长期报道人权议题，不会害怕压力，双方还约定进行补充采访。但此后记者不再联系，报道也没有发表。
这使严歌苓第一次强烈意识到，中国市场所代表的商业利益，可以影响海外文化机构和媒体。她原以为在中国无法得到维护的版权，到了西方至少会得到基本尊重，结果一些自称捍卫人权和创作自由的机构同样选择沉默。
在她看来，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合，能够让许多人回避原则。版权既是知识产权和财产权，也与创作者的人格权利有关。海外机构的沉默给她带来的幻灭，并不亚于中国国内的封杀。
不过，2020年的封杀起初仍以逐步淡出的方式进行。她的作品不能正常出版和改编，但名字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尚能查到。严歌苓形容，那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处理：没有人公开宣布彻底禁止，而是慢慢减少作品的能见度，让作品不再被阅读，希望读者最终遗忘作者。
2022年，她与学者周孝正的一次网络连线，使事情进一步升级。
“铁链女”事件后的失言
当时，“铁链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严歌苓长期追踪事件进展，对多次变化的官方说明极为不满。她认为，一件涉及女性被拐卖和长期囚禁的案件，竟然无法让公众获得清晰可信的真相，反映出一种傲慢的治理态度。
她为此写下《母亲啊，母亲》，试图从女性、母亲和作家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思考。
此后，周孝正与她进行视频连线。严歌苓称，自己当时不知道“连线”意味着内容将被公开播出，以为只是两个人私下视频聊天。周孝正谈到人口拐卖问题时，她在情绪激动中附和了一句措辞激烈的话。后来，包括文章朗诵和私人谈话在内的内容被完整公开。
严歌苓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她说，那句话是在愤怒中随口说出的，缺乏严肃分析，也不够负责任。真正让她后悔的，并不是自己批评人口拐卖和“铁链女”事件，而是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却因为一句即兴附和的话，而不是一篇经过思考和写作的文章。
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被彻底封杀的原因，她宁愿是那篇认真写成的文章。文章表达了她的判断，有思想价值；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与后来承受的代价并不相称。
连线公开后，她的名字进一步从网络公共空间消失。在一些百科和社交平台上，仿佛已经“没有这个人”。虽然作品仍然存在，作者却被从可检索的信息中抽离。严歌苓把这种处境称为“社会性死亡”。
她认为，即使没有那次连线，自己也会逐步遭到全面封杀，区别只是过程快慢。此前用的是“软刀子”，后来则换成了“硬刀子”。
“我们时刻准备收入清零”
严歌苓夫妇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这一天。
王乐仁长期负责家庭财务。他说，自己不担心没有大钱，只担心日常生活费用不足。因此，多年来他始终维持稳定收入，进行投资并为退休储蓄。他拥有美国政府退休金，严歌苓有美国社会保障金及少量德国养老金，两人也逐步把资金和资产移出中国。
王乐仁从未预料妻子的小说和影视版权后来能带来那么高的收入，但他一直相信，严歌苓终有一天会因为说出真实想法而失去中国市场。因此，封杀真正到来时，他并不意外。
严歌苓也认为，生活可以变得简单、朴素。她和丈夫长期生活在国外，没有与人攀比的习惯。过去作品积累的收入，加上家庭长期进行的财务安排，使他们不至于因失去中国市场而立即陷入困境。
在她看来，一个人对“够不够”的判断千差万别。有些人已经拥有很多，却仍然觉得不够，那种“贫穷的心”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她出身于几代知识分子家庭，相信人生最终的满足不能只由钱财提供，精神上的获得才是真正的财富。
从2020年至今，夫妻二人没有因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严歌苓说，如果当时在如此愤怒的情况下仍然不敢写出真实想法，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她才会真正后悔。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表达真实的思想，还算什么作家，算什么读书人？
“只要学生还读我的书，就封杀不了我”
失去中国传统出版和影视市场后，严歌苓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出版渠道。《米拉蒂》成为她独立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根据她在采访中的介绍，该书销量已经超过一万册。
她还完成了一部与女儿有关的作品《阿伊莎》。书名来自女儿的英文名字，小说也融入了严歌苓对女性命运、弃婴、人口失衡及拐卖问题的思考。作品已写完，将按照独立出版计划推出。
近年来，她前往美国多所大学演讲。一些学校会提前让学生阅读她的作品，再与她进行交流。对严歌苓而言，这种阅读比排行榜和商业宣传更重要。
她相信，封杀的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删除一个名字，而是切断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使作者被遗忘。然而，只要书仍在流传，只要大学课堂和年轻学生仍在阅读，她就没有真正消失。
面对版权争议时，她会愤怒，会发声，但不会让自己永远困在一件事情中。她需要继续写作，而写作需要睡眠、平静以及相对完整的内心。表达愤怒以后，她仍会回到书桌前，构思下一部作品。
王乐仁则继续负责出版、翻译、财务、行程和行政事务。他把自己的角色看作一种支持。外交官的职业本来就是代表别人、帮助别人实现目标；退休以后，他只是把这种能力更多地用于妻子的创作。
对于年轻人应当如何在自由、收入和机会之间作出选择，王乐仁没有给出简单答案。他认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代价不同，不能替别人决定。严歌苓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妥协，尤其为了保护出版她作品或投资电影的人，避免让合作者受到伤害。
但一个人终究会走到无法继续退让的节点。这个节点对每个人都不同，最终能够提供答案的，只有个人的良知。
从《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到《芳华》，严歌苓的作品曾通过中国庞大的出版和电影市场进入千家万户；从2020年开始，她又亲眼看到自己的书被追回、名字被删除、影视项目被叫停，个人资料从公共空间逐步消失。
然而，被删除姓名并不等于作品从读者记忆中消失。对严歌苓而言，真正的抵抗并非停留在愤怒中，而是继续写下一本书。
“只要学校和学生还在读我的书，”她说，“就不可能封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