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9月期，总第41期）
文/小元
在西雅图Beacon Hill的一栋老房子里，一段跨越两代人的政治经历，留下了清晰而又彼此交叠的轨迹。
这栋房子曾是长谷川（Bob Hasegawa）童年成长的地方。那个年代，西雅图的住房市场受到“红线”政策和种族隔离惯例的影响，有色人种、特别是亚裔家庭能够购买房产的区域十分有限。不同少数族裔家庭被集中在少数几个社区，住房歧视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却也使长谷川从小生活在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和多文化并存的环境中。
多年以后，他从一名劳工与社区组织者进入华盛顿州议会，先后担任州众议员和州参议员，并成为州参议院民主党多数党党团的重要领导人。如今，他的女儿长谷川俊子（Toshiko Hasegawa）又住进了这栋房子，在那里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走上属于自己的公共服务道路。
在采访中，长谷川把这栋房子视为两代人经历之间一个看得见的连接点。它见证过住房歧视留下的城市伤痕，也见证了一个日裔家庭如何由社区边缘进入公共决策体系。如今，它还见证着第三代人的成长。
但在长谷川看来，自己和女儿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政治家庭的延续。两人真正共同继承的，不是某一个席位，也不是现成的政治关系，而是一种通过社区组织建立公共力量的观念。
（Bob Hasegawa(右一）与Toshiko Hasegawa(中）在吴小燕（右二）家中举行竞选筹款活动）
从幼儿园的标语牌开始
谈到女儿，长谷川最先回忆的，并不是她赢得西雅图港务委员选举，也不是她站在大型政治集会的舞台上，而是她读幼儿园时举着标语牌的样子。
长谷川俊子（Toshiko Hasegawa）小时候在西雅图中央区、靠近唐人街北端的一所幼儿园上学。每逢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老师会带孩子们来到户外，让他们拿着自己制作的标语，为种族平等与和平发声。
那些孩子未必完全理解复杂的政治制度，却已经开始学习一件基本的事情：当社会中存在不公时，人们可以站出来表达立场，也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采取行动。
长谷川说，女儿从很小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看着他参加社区会议、组织劳工和少数族裔群体，也看着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共同目标坐到一起。对长谷川俊子而言，政治不是在成年后突然出现的职业选项，而是从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公共责任。
成年后的长谷川俊子继续参与社区工作。她曾担任华盛顿州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在州政府层面向州长和州议会说明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社区的政策需求。
这份工作的困难之一，是打破政府机构对“亚裔”这一概念的笼统理解。长谷川在采访中指出，决策者有时会把所有亚裔看成一个内部高度一致的群体，仿佛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移民年代和不同经济背景的人，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长谷川俊子需要不断提醒政府官员，即使只看华人社区，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社区中有刚抵达美国的新移民，有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也有已经在当地生活多代的家庭。不同群体在语言服务、住房、就业、教育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并不相同。真正有效的公共政策，不能只在统计表上写下“亚裔”两个字，而必须看见这个名称背后的多样性。
这段州级行政工作，使长谷川俊子接触到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也训练了她在社区经验与政府体系之间进行转译的能力。她必须一方面听懂居民的担忧，另一方面把这些担忧转换成能够进入预算、行政命令和立法讨论的政策语言。
Toshiko Hasegawa
一场覆盖225万人的选举
后来，长谷川俊子决定竞选西雅图港务委员会委员。对长谷川而言，那是一场令他惊讶的竞选。
长谷川本人代表华盛顿州第11立法选区。华盛顿州共有49个州立法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州参议员，各区人口大致相当。按照他在采访中的估算，一个州立法选区约有17万人。
西雅图港务委员的选举范围却覆盖整个金县，面对的是大约225万人。女儿第一次竞选民选职位，就需要在一个远大于父亲选区的范围内争取支持。她必须让来自西雅图、郊区及不同族裔和经济背景的选民认识她，也必须解释港口这个看似专业的机构，为什么与普通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成本密切相关。
她最终赢得了选举。
长谷川谈起那场胜利时，仍然掩饰不住惊讶和自豪。对他来说，女儿面对的不只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县域竞选，也是一场对个人能力的检验。她没有依靠一个狭小、熟悉的政治地盘，而是在覆盖全县的选举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进入港务委员会后，长谷川俊子开始参与管理大型公共预算，并处理港口运营、航空运输、经济发展、就业、环境和国际贸易等议题。西雅图港与塔科马港共同构成华盛顿州最重要的贸易基础设施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港区边界，也关系到美国的国际供应链。
港务委员会只有五名委员。任何重要决定要形成多数，至少需要三票。长谷川俊子因此既要理解复杂的财务与政策资料，也要争取至少两名同事支持。这种工作让她积累了预算管理、政策谈判和建立多数的实际经验。
长谷川以自己在州议会处理预算的经历作比较。州参议院共有49名议员，一项预算至少需要25名参议员支持；随后还要在拥有98名议员的州众议院获得至少50票，并得到州长签署。预算从来不只是数字排列，而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服务、哪些问题得到优先处理的政治选择。
在他看来，女儿在港务委员会学习到的，正是如何把价值目标转化为预算决定，以及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建立足以推动政策的联盟。
长谷川俊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
从港务委员会走向金县议会
长谷川俊子此后投入金县议会第二选区的竞选。金县选举部门公布的候选人资料显示，她拥有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并在本科阶段学习刑事司法和西班牙语，职业经历包括西雅图港务委员、小企业经营者和政府机构执行主任。
长谷川认为，这些经验与金县议会的职责具有直接联系。金县政府需要处理治安、法院、检察、监狱、公共卫生、住房、无家可归者服务和交通等事务，公共安全相关支出在县级预算中占据重要位置。
长谷川俊子接受过刑事司法教育，也接触过修复性司法理念。传统刑事司法往往把重点放在违法行为和惩罚上，修复性司法则更多关注受害者、行为人和社区之间受损关系的修复。对金县而言，如何同时回应居民对安全的期待、减少犯罪的根源并提高司法制度的公平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长谷川相信，女儿的专业背景能够帮助她在“加强公共安全”和“推进司法改革”之间寻找务实路径，而不是把两者简单视为互相排斥的政治口号。
他还提到，长谷川俊子已获得前华盛顿州州长、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前州长杰伊·英斯利，以及金县行政长官Girmay Zahilay等人的支持。对长谷川而言，这些支持说明女儿正在形成超越家庭关系的政治网络。
事实上，长谷川俊子很早就参与过州级和全国性政治活动。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竞选总统期间来到西雅图，在西雅图中心举行万人集会，竞选团队选择长谷川俊子担任介绍人。她也曾在Bob Ferguson启动州长竞选时介绍他出场，并参与相关公共事务工作。
然而，长谷川刻意在自己与女儿之间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
这并非父亲不愿支持女儿，而是他不希望公众认为长谷川俊子只是借助父亲的职位进入政坛。在他看来，如果女儿的每一项成就都被解释为父亲政治资源的延伸，那么她本人的专业能力、社区经历和选举工作就会被忽略。
因此，他可以表达父亲的骄傲，也可以公开支持她的理念，却希望她通过自己的竞选、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自己的工作纪录赢得选民认可。
长谷川说，长谷川俊子迄今取得的胜利，是靠自己的能力赢来的。这也是最让他感到骄傲的地方。
(Bob Hasegawa在一个视频里祝贺农历新年)
一个“从未想过从政”的州参议员
与女儿较早接触政府和政治活动不同，长谷川最初并没有把从政视为人生目标。
他长期从事劳工和社区组织工作，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为候选人，而是怎样把被制度忽视的人组织起来。他努力促成华人、日裔、菲律宾裔和其他亚裔社区之间的合作，同时把亚裔社区与非洲裔、非洲移民和拉丁裔社区连接起来。
这种工作形成了他后来政治生涯的基本方法：单个社区的资源和选票有限，如果不同少数族裔始终彼此分离，他们在立法机构中的声音也会被削弱；如果能够围绕劳动权益、住房、教育、医疗和反歧视等共同议题建立联盟，就可能形成足以影响政策的力量。
2004年，华盛顿州众议员Velma Veloria准备退休。Veloria是美国本土第一位当选州议员的菲律宾裔女性，长谷川正好居住在她所代表的选区。熟悉长谷川社区组织工作的居民询问他是否愿意参选。
长谷川的第一反应近乎惊讶。他从未想过成为政治人物，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州议会究竟做什么。恰好当时他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最终抱着“为什么不试一试”的想法进入选举。
那场初选共有六名候选人。长谷川没有雄厚的个人财富，但他熟悉社区组织。他知道如何走进不同族裔的社区，如何寻找共同利益，也知道怎样把志愿者和选民组织起来。依靠这种能力，他赢得初选，随后当选州众议员。
华盛顿州议会的官方资料显示，长谷川于2005年至2012年担任州众议员，之后当选州参议员。
长谷川（Bob Hasegawa)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接受专访
反对一个席位被“安排”给富有候选人
2012年的选区重划，使长谷川再次面临一次政治选择。
据他回忆，重划后的边界把时任州参议员Marguerite Prentice划出了原选区，使她事实上难以继续代表原来的居民；与此同时，一名非常富有的候选人被划进该选区，并被视为州参议员席位的可能继任者。
长谷川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社区代表权的基本原则。一个议席不应因为幕后安排或候选人的财富而被预先决定。因此，他决定竞选州参议员，并最终击败对手。
那次竞选延续了他早年的组织方式。第11选区拥有高度多元的人口，居民使用的语言超过140种。候选人如果只依靠一种语言、一个族裔群体或者一套传统政治关系，很难真正覆盖整个选区。长谷川则试图把多元本身转化成政治力量。
从2005年进入州众议院，到2012年进入州参议院，再到担任参议院多数党党团领导职务，他的政治道路不是从政府实习、竞选顾问或传统政党阶梯开始，而是从劳工与社区组织进入制度内部。
制度内部并不意味着障碍已经消失
进入州议会之后，长谷川并不认为少数族裔已经自动获得平等机会。
采访中，他直言州议会内部仍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多年来，他拥有足够的资历，也担任过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少数党时期相当于委员会主要发言人的资深委员，却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委员会主席职位。
当民主党于2017年重新取得参议院多数地位时，他原以为自己的经验足以使他出任委员会主席，但这一机会仍未出现。
最终，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参议院民主党多数党党团主席不是由某位领导人直接任命，而是由民主党参议员共同选举。既然传统任命渠道没有向他开放，他就通过同僚选举进入领导层。
这一经历也解释了他反复强调“建立力量”的原因。在他的理解中，政治代表性不能只依靠机构主动给予。被忽视的群体必须先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选票、联盟和谈判能力，才可能改变制度。
两代人不同的道路，相同的价值起点
长谷川与女儿俊子（Toshiko）进入政治的路径并不相同。
父亲从劳工运动和跨族裔社区组织起步，在并不熟悉州议会运作的情况下被社区推上选举舞台；女儿则从幼年参与社会行动开始，经过刑事司法教育、州级亚太裔事务工作、全国性竞选活动和港务委员会管理，逐步形成自己的公共履历。
父亲的政治经验更直接地来自劳动关系、住房歧视、少数族裔联盟和州议会斗争；女儿面对的则包括港口经济、国际贸易、公共安全、修复性司法、行政管理和县级预算。
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把政治理解为组织人们、分配公共资源和放大社区声音的工作，而不是个人获得身份与收入的途径。
长谷川坦言，州参议员这一称号听上去比实际工作更加光鲜。从政并不是致富的选择，议员却可以通过预算和法律影响无数家庭的生活。公共服务的意义，也正在这种影响中体现。
长谷川俊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长谷川认为，成为母亲使她对公共政策的未来意义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住房是否负担得起，社区是否安全，学校是否公平，下一代能否生活在稳定而有机会的社会，都不再只是抽象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她自己孩子以及金县所有家庭的问题。
在Beacon Hill的那栋房子里，长谷川曾亲身感受一个受到住房歧视限制的时代；几十年后，长谷川俊子在那里抚养孩子，并尝试通过公共职位影响金县的未来。
父女两代人的道路因此形成了一个并不简单的循环。他们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从同一个社区出发，在不同年代回应不同的制度问题。
对长谷川而言，真正值得传承的并不是一个姓氏在选票上再次出现，而是社区组织的基本逻辑：让原本彼此分散的人找到共同利益，让长期被忽略的人拥有表达渠道，再把这种声音转化成预算、法律和公共决策。
父亲从社区走进州议会，女儿则从社区走向港务委员会，并继续争取进入金县议会。两条道路的终点尚未完全写定，但起点始终相同——相信普通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政治制度中获得真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