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4月期，总第36期）
文/茶几
2026年3月27日，在季风人文讲坛的现场，龙应台没有把这场相聚称为一次正式演讲。她一开始便提醒大家，这里是书店，是一个人与书、人与人相遇的空间，而不是单向输出观点的讲台。也正因为如此，她更希望先认识坐在面前的听众。她问现场有没有和她一样七十岁以上的人，又问有没有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追问有没有二十岁上下的听众。这样一问，现场的年龄跨度便显现出来：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到七十多岁的长者，几代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在价值不断变动的时代里，人究竟怎样安放自己？
龙应台说，她刻意没有用“乱世”这个词。因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如果没有经历过前一个时代的样子，就未必会觉得当下是乱世。可是，无论年龄大小，几乎每一代人都能感受到：今天的世界，价值正在剧烈变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已经崩解；文字、思想、行动在现实面前究竟还有没有力量，这些问题，不只是当代人的困惑，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大变动时期都会重新浮现的问题。
她坦言，自己并没有现成答案。她这次想做的，不是讲大道理，而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四十年文字放在桌面上，像一个标本一样，从早年的《野火集》，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再到近年的《天长地久》、《大武山下》、《这个动荡的世界》以及《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看看一个作者在四十年间面对价值变动、历史淘洗和现实震荡时，究竟变了多少，又有哪些东西没有改变。
她特别提到，大陆读者认识她的方式非常特殊。有些书长期无法正式接触，有些书只能通过盗版流传；有些作品，比如《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比较容易被看到，于是很多读者以为龙应台只是一个亲子作家。可是她并不认为这种片面的阅读意味着大陆读者理解浅薄。相反，她感受到，在不那么开放的环境里，读者有时会读得更专注，不仅读每一个字，也读行与行之间的空白。作为作者，她对这种阅读的深度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讲座真正的起点，是她离开政府之后那段沉默的时间。龙应台回忆，自己在二〇一二年进入台湾政府部门工作时，知道那意味着暂时告别写作，因为高压的公共事务不可能让人安静写作。二〇一五年，她提前离开政府工作，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回到安静的书桌，重新写作。可是令她自己也惊讶的是，回到书桌之后，她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二〇一五年没有写，二〇一六年也没有写。
为什么写不出来？她后来在《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的序言里给出了答案。美君，是她母亲的名字，也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开篇家族史里的那个浙江姑娘。写《天长地久》时，母亲已经失智，不再认得自己的女儿。可是这本写给母亲的书，最前面的序言却揭开了她不能写作的根源。她写道，只要提笔，一个冰凉的问题就会浮现：文字还有用吗？
这个问题对一个以文字为生命的人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动摇。三年的政务工作，让她在政治现实的前线看见一个时代的崩解、价值的溃散。她当然知道，历史总会孕育新的秩序，但在那个当下，她看不到文字和思想在大溃散中还能立足在哪里。当一个写作者开始怀疑文字无法撼动现实一分一寸时，她会颓然掷笔，觉得不如去看山、看水、看云。
后来，她的人生出现了另一个转向。二〇一七年，她离开台北，带着书和两只猫，开车六个小时，搬到台湾南部大武山下一个五万人口的小镇，真正住到母亲身边。此前，她是那个远方遥控照顾母亲的女儿，经常打电话给哥哥，提醒他应该怎样照顾母亲，甚至批评照护方式。可是有一天她反省自己：如果真的觉得应该这样照顾，那就自己来。于是她从城市走入山下小镇，从一个评论和指挥的人，变成亲身照料的人。
她原本以为自己是去奉献给老母亲，没想到大武山和小镇反过来改变了她。二〇二〇年，她出版小说《大武山下》。那是一本犯罪小说，却很不一样，因为尸体直到全书三分之二之后才出现。小说里的叙述者患有一种“身心脱臼症”：身体到了一个地方，心却不肯下车，继续流浪。现场有读者朗读了书中的段落：身体像一个提着行囊的女人到达美丽驿站，心却拒绝停留；当她流浪在陌生语言和尘土之间时，又渴望安定在果园和菜圃包围的村子里；可是当她买地种下丝瓜、萝卜和九重葛后，很快又觉得是不是该走了。
龙应台说，这种身与心的分离，不只是漂泊者的病，也是很多现代人的状态。一个人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到乡村，常常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家。小说里的“我”疲惫于城市里的高谈阔论，因为那些高谈阔论最后总是走向虚无；疲惫于历史不断重复，疲惫于所有革命看似激越却终究循环，疲惫于悲情被一代代年轻人重新拥抱。这样的文字，与二〇一八年她对文字是否有用的怀疑，彼此呼应。
可是，四十年前的龙应台完全不是这样。她把话题带回一九八五年的《野火集》。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代，《野火集》中的文章先在《中国时报》刊出，每一篇都带着风险。其中《欧威尔的台湾》尤其敏感，出版前一晚，出版人冒雨来到她家，担心这篇文章一旦收入书中，第二天印刷厂可能就被封。那时她刚生下安德烈，还在喂奶。最后，她决定把文章放进去，“试试看”。
她朗读《野火集》中最著名的文字：“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时的她质问沉默的大多数，为什么面对污染、假奶粉、公共失职和政治压抑仍然不出声。她呼吁大学教授、学生、杀猪的人、普通市民都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资格管社会的事。那是一个三十三岁的作者对文字的绝对信仰：文字是武器，一支笔可以超过一把枪。
《野火集》后来不仅在台湾引发巨大震动，也很快在大陆出现盗版。龙应台说，她甚至在一九八九年的新闻画面中看到北京学生朗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让她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字仍然具有点燃公共情绪的力量。
到了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六年，她仍然相信文字和行动。她提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书，其中收录了她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二〇〇四年六月四日，她在香港，准备带十五岁的孩子去维多利亚公园点亮蜡烛，追思亡魂。她写道，如果孩子说这件事跟自己无关，她会告诉他：你今天拥有的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落到你身上时，也不会有人在意。她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人人愿意承担的社会。
在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她谈到自己价值观里两条平行线：一条是对父母来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切情感；另一条是对自由、开放、民主和容忍的重视。可是这两条线在现实中发生冲突。当她看到一个自己有深厚文化情感的血缘家国践踏她所认同的价值时，她感到痛苦。她说，如果必须选择，她会选择自由、容忍和包容。这个选择并不只针对中国大陆；如果有一天台湾变成压迫性的、民族主义高涨的、不包容的社会，她一样会抛弃它。土地和文化有情感，但自由与人的尊严，是更高的价值。
二〇〇九年，她完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写六十年前战争中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现场读者朗读书末的段落：“太多的债务没有清理，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她说，这本书不问你属于哪个战场、哪个国家、效忠谁、背叛谁、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她只问，能不能把所有被时代碾压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她没有想到，写完这本书十多年后，人们竟然又面对战争的可能。她提醒年轻人，尤其是两岸和海外华人中的年轻人，要读《大江大海》，要知道和平的重要。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一定是努力的结果。如果有强方和弱方，双方都有责任，但更大的责任在强方。年轻人要尽最大努力，不要让民族走到悬崖边，不要重复一九四九那一代人的悲剧性错误。
二〇二四年，她整理三十年前走过的几个历史现场，出版《这个动荡的世界》。柏林墙崩塌后的东柏林、三十年前的加沙地带、苏联解体后的古巴，这些文字重新放在一起时，她自己读得冷汗直流。三十年前，人们曾经相信历史的终结，相信自由民主将走向光明未来；三十年后，世界却充满战争、暴力、撕裂和冷酷。她由此反思：当我们为某一种价值胜利而欢呼时，是否忘了在特定结构中，一部分人的获得往往是另一部分人的失去；某一种价值的肯定，往往也是另一种价值的否定。那些被忽略、被踩在脚下的人，终有一天会抱着他们惨痛失去的价值冲上前来，造成新的暴力。
近年的她，又从大武山下搬到太平洋边一个原住民部落，住进一个两千人的小村，面对大海和山林生活了多年。她开始把视野从人类社会转向更大的生命秩序。她写到，人类这个物种只占地球生物总量的极小一部分，却拥有强大的智力，也造成巨大的破坏。人类不认识其他物种，却几乎决定了其他物种的命运。地下水干涸，城市下沉，耕地残留农药，山坡残留火药，蝴蝶、蜻蜓、蜜蜂越来越少，虎头蜂和眼镜蛇走投无路，家禽家畜被科技改变形态。她开始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把“过日子”这件事看得比战争、瘟疫、革命、救灾、知识、责任、成功和美丽都更重大，那么生活本身就成为生命的主体。
讲座最后，她又回到二〇一八年的思考。那个怀疑文字、怀疑行动、怀疑真理与英雄的作者，最终意识到，怀疑主义往往来自争执不休的首都和大城市；而大山无言，星辰有序，野鹿在森林里睡着，鲸鱼在大海中翻转背脊，这些都在对与错的争执之外。人与人、代与代之间的初心凝视，才是更难也更诚实的功课。她引用十三世纪波斯诗人鲁米的诗意：为什么总是忙着争论这是好还是坏、这是正义还是不正义？为什么不去留意万物如何糅合在一起？
现场问答中，有年轻人问，文字是否只是信息载体，随着影像、短视频、社交媒体兴起，文字的重要性是否已经下降。龙应台承认，四十年来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字不再是唯一载体，知识被碎片化，而知识不等于思想，更不等于素养。素养需要深厚沉淀，这是碎片化时代的巨大危机。但她也提醒，不能简单批评年轻人不阅读。她曾经发现儿子安德烈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连续一周戴着耳机，原以为他在听音乐，后来才知道他在听《罗马帝国兴亡史》。年轻人仍然可能完整阅读，只是换了形式。
也有人问，当她在二〇一五、二〇一六年无法写作时，会不会担心生命被浪费。龙应台说，我们的教育常常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直线，或是一架不断往上爬的梯子，但真实的人生从来不是这样。个人生命和社会历史一样，常常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每个人都会有卡住的时候，不是只有自己如此。她那两年无法写作，于是去照顾母亲；因为照顾母亲，她进入山里，离开城市，看到另一个维度的风景。人生不只有一条路，有时换一个维度，就会出现新的出路。
另一个问题是，写作时她心中有没有读者。她回答，要看写什么书。《野火集》有非常明确的读者，她希望菜市场卖菜的婆婆、马路上开出租车的司机都能读懂，都能被触动。所以那是一种在高压政治环境中的走钢丝写作。《大江大海》也有明确读者，是整个华文世界，尤其是两岸读者。可是写自然、写万物时，她未必心里有具体读者。不同作品，有不同的写作状态。
最后，有听众问民众素质与政治转型的关系。龙应台说，不能等政治转型之后才有公民素质，而是要先有个人觉醒，政治才可能转型。没有任何掌权者会主动放弃权力，转型往往来自人民的推动。她说，《大江大海》的核心也是个人觉醒：一个母亲面对即将进入国家机器、甚至战争机器的十九岁儿子，告诉他不要以为自己只是螺丝钉，而要做一个会思考的螺丝钉。无论是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国家机器都是机器，个人如果没有觉醒，就会被卷入其中。
讲座结束时，龙应台感谢季风人文讲坛提供这样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公共空间，也对在场年轻人寄予期望。她说，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自己的挑战，她真心希望愚蠢的悲剧不要再重复。她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答案，却用四十年的写作和人生经历，把问题摊开在每个人面前：当价值不断变动，当文字的力量被怀疑，当历史不断重复，当黑白之间显现出无数层次的灰，人仍然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做出选择，并在自己的生命位置上，承担那一份不逃避的责任。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