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文/茶几

（段永平（左））、王石（中）与田朴珺（右））

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段永平又一次“现身”了，而且不是在股东大会、不是在商业峰会，也不是在投资圈的闭门交流，而是出现在纪实访谈节目《共同说》第三季的镜头前，与王石、田朴珺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深度对谈。对于熟悉他的人而言，这样的公开露面本身就带着罕见意味：段永平这些年极少在公共空间长篇表达，更少与其他知名企业家同框展开系统讨论。节目组因此把这次对谈包装为“重磅”“万字对谈实录”，并配合会员入口提示，强调“点击加入会员观看完整对话视频”，显然将其作为内容产品的重要“爆点”。

这次对谈之所以被评价为“信息量极大”，并不只是因为话题覆盖面广，更在于段永平在镜头前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贯穿自己商业、投资与生活的底层逻辑：用他最常用的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本分”和“理性”。在节目呈现上，王石显示出一种明显的“退后一步”的状态：对谈的主场更多交给田朴珺推进，自己多以补充、回应、延展的方式参与；田朴珺则保持节奏稳定、语气沉着，持续把话题从轻松的生活层面往“方法论”和“底层逻辑”引导，使整场交流呈现出一种相对克制、平等、可持续的讨论氛围。段永平的表达也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句子常常简短，逻辑却有硬度；不热衷包装概念，但会反复回到同一个原则上做“验算”；他很少用宏大叙事解释自己，而更愿意用具体例子、具体场景去证明一套朴素结论。

对谈从运动与兴趣切入。内容表面上轻松，实则迅速触及“长期主义”的生活样态：王石谈到自己近年推广攀岩与赛艇，并给出非常具体的作息细节——清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开始划赛艇，连续划一到两小时，之后仍不耽误早餐与工作；下午若有空，还会去攀岩馆训练。段永平对此的反应并不是“佩服”或“自律赞美”，而是把问题落到“喜欢”二字上：到了某个年龄还愿意这样忙，往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因为真的喜欢；如果不喜欢，很难长久坚持。他还把“兴趣差异”举例得很直白：攀岩他没攀过，不知道怎么攀；滑雪不错；骑马则兴趣不大，就像他拉王石去打高尔夫，王石也未必会被点燃。运动在他这里不是“正确的事”，而是“让自己舒服的事”。他甚至用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点出他的价值排序：运动完身体舒服，这个就很重要。

紧接着，话题很快转向投资逻辑。王石提到一个外界相对陌生但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许多人提到段永平，总爱讲他买网易，讲他“神级抄底”，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也买过万科，而且是在万科股价处于低位、市场质疑声很强的时候买的。段永平顺着这个线索，把当年判断的关键说得非常具体：当时外界有人指向万科的“问题”，他认为至少在“作假”层面大概率不成立，因为在他对王石的印象里，王石不像那种会躲进小房间与财务讨论怎么做假账的人；企业做错事有可能，但“作假”是另一回事。于是他再看财务数据、再看价格，得出结论：那价钱显然便宜。后来股价涨了很多，他也就卖了。时间点上，他把记忆大致定位在2004、2005年前后，并补上一句“二十年了”，把这件事放回到他的投资史里——在那之前他并不怎么碰A股，是在那个阶段开始把投资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来做。

在“买什么、为什么买”的叙述中，他刻意把话说得不神秘：最早买过星巴克；后来慢慢买A股，买了茅台。田朴珺追问是否仍看好茅台时，他没有给出高深的估值模型，而是用“懂生意”的逻辑回答：没有理由不看好，但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它的生意；如果你不喝酒，确实很难理解，但他身边有太多朋友喜欢喝茅台，他因此能感受到需求、文化与消费习惯的黏性。对普通人来说，若有闲钱，买茅台大概率比把钱放银行更好；当然，世界上一定有涨得比茅台更快的东西，但那是另一件事。他把茅台与巴菲特的喜诗糖果作类比，认为两者在“生意本质”上很像：品牌、复购、溢价、文化与稳定现金流。至于可口可乐，他认为判断难度可能更高；而喜诗糖果那种生意，巴菲特甚至可以直接买下整个公司。段永平顺势强调自己的“体量限制”：他没那么多钱买下整家公司，但买一点点股票总可以。

更尖锐的观点出现在他对“价值投资难不难”的回答上。他认为很多人总说价值投资难，但其实投机更难。原因并不抽象：投机市场里百分之八九十的散户长期亏钱，牛市熊市都亏。相反，真正理解一个企业、买入并长期持有，反而不需要天天猜涨跌。他甚至用很具挑衅意味的反问来说明“难在哪里”：自己拿着茅台十几年，“我难在哪儿了？”田朴珺问他会不会中间打开账户看，他回答看不等于卖——美股账户他也经常看，但如果真的懂企业，就不会被市场情绪影响；越到后面越不容易受影响。反过来，那种一边看账户一边准备随时逃跑的状态，本质上是在投机。投机当然会带来多巴胺的快乐，赢的时候很爽，输的时候就不爽；投资也会在涨的时候快乐，但那不是同一种快乐。最后他把逻辑落回最核心的一句：投资最主要的是懂对方的生意，否则就真的很难。

当话题从投资进入企业传承，段永平开始把“本分”这套逻辑拓展成一整套企业文化的解释框架。王石感慨“做企业做到这个年纪”，并把段永平的影响力从“自己创业”推进到“带出的人”：从“小霸王”到“步步高”体系，许多人从他那里走出去，后来形成了新的企业力量。段永平没有把这解释为个人魅力或管理天赋，而是直接把答案指向“企业文化”。他描述这套文化的关键词很固定：理性、想长远；用户导向、消费者导向；做事情本分；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这些词听起来朴素，甚至像“正确废话”，但他强调难点在“持续三十年”。他特意提到步步高已经三十年，真正的威力来自长期稳定的重复——发现错了赶紧改，几十年持续下来，就会形成巨大势能。至于某一件事某一天是不是一定带来最大利益，他承认没人知道；但方向对、原则对，长期下来会“很厉害”。

他还顺带把自己的人生态度带进来：二十多年前就退休，自己是个“懒人”，喜欢打高尔夫，不爱上班，也不可能长期忍受一直管企业——这话听上去像玩笑，却与他后面讲“放权”和“让企业离开创始人后仍能运转”的观点相互呼应。田朴珺最关心的点在于：既然他早早放手不管，为何企业文化还能保持？尤其是OPPO、vivo等被认为与“步步高系”有关的企业，为什么能持续成功？段永平给出的回答很冷静，也很“系统化”：关键在招人——招人的第一原则是“文化匹配先于能力”。但他也承认，招人的那一刻并不能把所有人都鉴别出来；往往三五年后，通过工作表现与价值取向，就能知道谁适合谁不适合；不适合的人最终也会自己离开。文化不是靠喊口号维持，而是靠时间筛选同路人。

在他的叙述里，“本分”几乎成为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底层概念。他把它拆解成一句更具体的话：做你该做的事情，也就是理性、想长远。很多企业讨论问题首先问“能不能赚钱”，而他们更常问“这是不是一件对的事”。如果是错的，应该马上停止；如果是对的，就要把事情做对。过程中犯错不可避免，犯错意味着有学习曲线，只要继续往前走就行。但他始终强调对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国内认真思考“是非问题”的企业比例并不高，因为很多公司被利润导向推着走，急着多挣钱。他强调自己讲的是“消费者导向”，不是“客户导向”。客户导向会变得复杂，而消费者导向更直接：最终用户到底要什么，你能提供什么，文化就贯穿在这里。

他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企业纪念活动细节来证明这套价值观如何被固化：公司三十年司庆的标题叫“更健康、更长久”。这个题目据他说是自己当年提出的。当时很多企业热衷喊“要做五百强”“要做五百大”，围绕营业额和规模兴奋，他则认为那不重要。他强调公司从来没有定过“要做到多少营业额”“要赚多少钱”的目标，而是坚持“更健康、更长久”——凡是不健康、不长久的事情，都应该停下来。田朴珺把这总结为“不被诱惑动摇”，段永平则补上一句更现实的表达：至少你这么想，被动摇的概率会低一些。

关于低调与放权，他也做了明确纠偏：他不承认自己“刻意低调”，也不认为自己“高调”。在他看来，他只是回到一个正常位置——不再是CEO，跑出来干吗？以前作为CEO必须见媒体、必须代表公司宣传；现在不是CEO了，公司发生什么，他也和所有人一样更多是从网上知道。唯一不同的是，他可以问内部的人“是真的吗”，并在董事会层面了解一些具体数据，比如营业额、销量等。

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自己希望公司“去个人化”的原因：企业像合唱，你开了个头，后面都是大家自己在唱；大家唱得好，你会很开心。公司对他既像孩子，也像兄弟朋友，情感复杂，但能看到它在自己不主导的情况下依然运转良好，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感。王石顺势把话题引到“创始人难题”：创业离不开创始人，但真正的成功是企业离开创始人还能延续。王石还自我对照：自己2017年从万科“彻底退休”，2011年去哈佛后也长期在国外，但直到今天外界仍容易把“王石”等同于“万科”。段永平则表示，他对授权有很深的体会：授权要从指示到指导、协商、授权、放权，最后还有一句“Never out of control（不要失控）”。如何不失控？答案仍然是文化。文化从招人开始：合适性与合格性都重要，合适性是企业文化匹配，合格性是能力。

为了让“文化如何把人留住”更具象，他补充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步步高体系几十年的老员工比比皆是，大家彼此了解、喜欢文化，所以待得下来，甚至很多人还在小霸王。他把“干得久”归因到精力与激情，并坦言自己后期激情下降，所以不想管；但年轻人还有激情，就让他们上，他们做得很好。他也回应了“是不是因为分股份才有动力”的问题：股份不是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做的事，而且他早就知道这些人会很厉害，只是过去没那么有名；有什么好不放心的？他就可以安心打球。

谈及“能人如何相处”，段永平的态度近乎“去存在感”：不需要做他们的大哥，他们在做他们自己的事。甚至他用投资苹果作比：投资苹果不需要做蒂姆·库克的大哥。公司是他起头，但文化是大家一起建立，公司也是一起建起来的。现在他们做得比他当CEO时厉害得多：更大的销量、更多的员工、复杂的管理。他强调长期视角下“靠蒙”不可持续：你靠一两句话蒙人，企业不可能超过三十年。能做长，必须靠合适产品、靠真实价值。他把这说成一种“享受”：大家享受把事情做对，也享受看到系统持续运转。

这段谈话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反鸡汤”插曲：田朴珺说“有天分”，段永平立刻反驳“不要用天分一句话概括”。他引用费德勒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必须非常努力，最后才让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他举例解释“语言天赋”是怎么被误读的：别人夸他会广东话是天赋，但他来广东后发现完全听不懂，就像打仗一样去学，去书店找《广东话300句》，一个字一个字练；甚至把英文学习也类比为《英语900句》。他强调成果背后是功夫，不是“天生”。王石则半开玩笑说自己也刻苦但效果不同，段永平仍坚持不是“效果不同”，而是方法与投入的具体差别。他还顺带提到一个现实工具：苹果耳机的实时翻译让沟通更方便，第一次用时一两分钟就搞定。这又自然引出他对苹果的评价：乔布斯像“造钟人”，建立了强用户导向的企业文化，大企业当然会犯错，但总体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因此，当田朴珺问他是否持续看好苹果时，他给出的答案同样回到长期主义：至少还没有看到“不好”的理由。找到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不能因为赚了点钱、股票涨了点就赶紧卖；来回折腾既折腾不过市场，也折腾没了时间——而他宁愿把时间留给高尔夫。段永平甚至把“打球比投资更重要”说得非常直白，并把它与王石“攀岩可能比把生意做多大更重要”并列，强调价值排序的个人化与一致性：重要的是你真正重视什么。

营销部分则把段永平的“朴素原则”推向另一个维度。田朴珺提到冯仑的评价：王石很简单，段永平更简单。她将话题引向“诚信”，并提到外界称他为“营销大王”，尤其是请成龙做广告的经典案例。段永平澄清了一处细节：央视并没有所谓“标王”，但他们当年确实需要抢占好的位置，例如天气预报等高曝光时段。随后他给出一套极具“工程思维”的解释：营销就是把要告诉用户的东西用最高效率告诉他；而“告诉用户什么”有第一原则——不可以有任何谎话。很多广告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假；但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率、更真实的方法做传播。请成龙的目的，是吸引更多人看广告；当时大牌明星代言很少，成龙的出现能把注意力放大成倍数，于是同样花一次央视播出的钱，得到更高关注度，等于省钱。成龙的代言费在整体广告投入中只占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但如果能让效率提高一倍，就“赚大了”。他把这说成“最简单的算术题”，强调不是玄学。

他还把广告词打磨讲得非常具体，强调“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花了功夫”。比如小霸王学习机的广告里那句“你拍四我拍四，包你三天会打字”，不是夸张乱说，而是他们真的从生产线里挑了一批从没碰过打字机的人测试，八小时内都能达到打字员基本水平；之所以说“三天”，是为了朗朗上口、易传播。又比如成龙广告语从“拳头打天下”到“电脑时代儿子用小霸王打天下”，再到“同样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这些句子背后都是反复推敲。甚至最早版本曾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觉得“可怜”不舒服，后来大家一个字一个字琢磨，吃饭时也在琢磨，最终换成“同样”。段永平强调这没什么诀窍，全是功夫——功夫的核心就是你到底想表达什么、让用户感受到什么。王石在旁边给出一句“最大诀窍就是功夫”，与段永平的表达形成呼应。

当话题转到“内卷与躺平”，段永平的态度一如既往：不接受用流行概念做借口。他先抛出一个反问式对照：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比他们那一代更“卷”吗？他们高考时代录取率不到1%。随后，他把建议落在“找到喜欢的事”上：用内卷与躺平来框架人生，很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做不好就抱怨没有机会、没有资源，这样的抱怨没有帮助。他用自己的经历把“没有资源”讲得很具体：二十八岁才第一次坐飞机；三十岁才开车；上大学才第一次打电话，而且连电话怎么打都不知道；到了浙大看到电话机上没有数字按钮，站旁边等了半小时才听人说“总机接外线”，才明白原来那是内线电话；大学毕业到北京骑自行车上班，发现路上大家都朝自己迎面骑来，才意识到大城市骑车要各走一边——这些细节不是为了卖苦，而是为了证明“很多东西都是一点点学来的”。他认为人需要成长、需要学习，不要把一时的不顺归结为社会不给机会。把错都推给别人、把功劳都算自己，这对个人没有帮助。

他进一步强调一种“努力的现实主义”：努力去找喜欢的事，如果找不到，就努力喜欢正在做的事，也能找到乐趣。他甚至说，很多人所谓“找不到喜欢的事所以躺平”，其实是“不够努力”。他承认也可能有人会把他的成功归因为运气或天赋，但他并不愿意把这当成解释体系。田朴珺补充说运气重要，但运气来了要努力才能接住；段永平则把问题进一步落地：如果自己现在毕业、在不携带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会去找一家自己喜欢的公司、喜欢的老板，努力做事、发挥能力，希望被重用。他强调没人天生什么都会，人需要时间成长。

在这一段里，他还讲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备选人生方案”，用来说明“想通了就会更自信”：当年研究生毕业，本来可能留在北京，但他不想去“找好的单位”，觉得广东机会更多；同时也担心找不到饭吃，于是他给自己想了一套商业模式——去教人高考，考不上全额退钱。他认为自己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考出来，有把握教人考上，只要有人考上自己就能活下去。他甚至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没去小霸王，可能就成了新东方，俞敏洪可能就“没事可做了”。王石用一句“机会是给每个人的”回应，段永平则认为现在机会可能比他们那时候更多。

教育观部分，是全场最容易引发共鸣也最锋利的一段。段永平先否定“哪一代最幸福”的宏观比较，认为很多讨论是“没想明白”。他强调今天依然有大量年轻富豪，问题不在于时代不给机会，而在于个人是否愿意长期投入。他举例提到一些年轻企业家，甚至提到“拉布布的老板”年纪也不大（他强调自己最初觉得这个产品很神奇，后来细看发现人家十几年一点一滴做出来），并提醒不要轻易把别人的成功说成“狗屎运”。在他看来，成功绝大多数来自努力；努力背后有没有天赋，他不知道，但把自己没成就归因于社会不公平，是对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给每个人的条件与机会并非完全相同，但“把一切归咎外部”不会带来成长。他还以家庭背景说明自己并非所谓“资源开局”：父母只是普通教师；家里在高考时甚至没有书，要到处借自学考试的资料，一共17本；借来一本三天必须看完、题必须做完。艰难归艰难，他强调那段时间其实“很享受、很开心”，因为目标明确、投入纯粹。

谈到原生家庭与育儿，他把重点落在“安全感”。他认为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感：不要逼孩子做不喜欢的事，但引导很费劲，打一顿骂一顿最容易，所以很多人选择了最省力的方式。他明确提出“三不”：不能打、不能骂、不能吼。那怎么办？要琢磨，要付出更多耐心。他用孩子当球童、打球情绪崩溃的场景作例子：孩子会哭会闹，会说“爸爸我不爱你了”，甚至会说“我恨你”。段永平认为那只是情绪宣泄的瞬间，并不等于真实情感；如果大人和孩子较劲，往往就错了。真正的爱应当是“无条件的爱”：孩子伤心时要容纳、容忍，同时要教规则。比如孩子扔球杆，他不吼不骂，而是告诉孩子可以扔，但必须自己捡回来，否则下个洞没杆可打；孩子觉得有道理，就会自己捡。再比如孩子生气砸果岭，他强调“这个不能做”，并且立刻按规则处理：报告球会，罚款500，从孩子的零花钱里扣；孩子心疼，自然就记住边界。他强调吼叫不会帮助孩子，只会让孩子学会“吼是解决办法”。并抛出一句非常刺耳却有解释力的洞察：打孩子的大人，往往是小时候被打大的。

田朴珺提到自己小时候常挨揍，觉得因此抗压强；段永平则直接否定：打孩子不会增加抗压力，只会增加不安全感。他同时强调“不打不等于不教”：边界要清晰、要坚定，但不需要吼，也不需要很大声，只要明确告诉孩子“这件事不可以”，孩子会停下来，因为孩子一直在听、一直在学。田朴珺也补充了一个具体场景：她五岁的女儿生气时会说“不爱你了”，还会掐爸爸的胳膊，掐到快起皮；段永平提醒这种行为必须及时设边界，因为孩子在家里敢掐人，情绪上来时在外面也可能掐别人，必须小心处理。

在回顾与反思部分，段永平把“运气”“努力”“认知”三者拆得很清楚。他说有些事情回头看未必能再做到，比如骑自行车摔到空中那类偶发事件；但大多数事都是顺理成章做出来的，只是过程里确实会有运气，比如当年拍到一个广告时段。谈到投资，他特别强调“不要把短期暴利当能力”。他举网易作为例子：买了以后六个月涨了二十倍，而且他当时是几乎全仓买入——账上的钱都买了网易。外界会因此说他厉害，他却说“不会”——因为让它六个月涨二十倍不是他的本事；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决定买网易的判断。为什么买？因为他能理解网易的生意：他是做游戏出身，看网易做游戏的方法，觉得有意思；他看到一群很喜欢游戏的人聚在一起做事，觉得他们能做好，于是买入。那时候市场还有“退市”之类的声音，他用一个很犀利的反问回应：你们说退市就没价值了吗？公司有价值，他愿意买就买——关键仍然是“你懂不懂这个生意”。他承认自己无法在同样节点重复同样回报；如果能一直重复，早就成世界首富了。这段话背后是他一贯的反投机立场：追求短时间赚大钱是错的方向。

谈到巴菲特午餐，他提到自己曾带朋友一起参与（对人数还出现了一个现场纠错：原以为是七人，后来意识到自己带了八个）。他认为最大收获来自一个极简却极硬的判断标准：巴菲特看公司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不过关，就不往下看。段永平把这称为“过滤器”。巴菲特还讲“对的人和对的价格”，而段永平说自己甚至连“对的价格”都不那么强调，因为价格更多是运气；他更在意商业模式第一关，以及第二关“企业文化是不是你喜欢的”。他强调不好的企业文化可能毁掉好的商业模式。这也是他最终更偏爱苹果的原因：他喜欢苹果的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并认为苹果是一家好公司。

AI话题被放在较后的位置，段永平的态度依然理性：AI确实厉害，效率提升巨大，两年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是福是祸不知道。他自己也想琢磨明白一点，至少它能省事，现在很多问题可以问AI，AI能在许多地方帮忙。但他也提醒AI会胡说八道，需要多查几个来源验证。最后他用一种带点黑色幽默的想象收束：再过一百年，也许就不是人类讨论AI，而是AI讨论过去的人类。

整场对谈最后回到“平常心”。王石认为段永平的平常心难得，因为很多人成功后很难保持。段永平给出一个非常“段永平式”的定义：所谓平常心，其实就是理性、想长远；理性与想长远是一回事，因为想长远必须理性；要保持理性，就要有平常心；要有平常心，就要放弃外界干扰。最后，他把这一整套逻辑收束成一句：讲来讲去就是一件事——长期主义。长期了以后，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

节目文本最后还保留了传播层面的“收口”：因为篇幅限制，访谈内容未能全部呈现，想看更多欢迎关注中信书院，未来会悉数奉上，并再次提示“点击加入会员观看完整对话视频”。文末署名信息也一并呈现：主编花先声，编辑蜜蜂，排版冰滴苏打。

从内容结构看，这次对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恰恰不是某个“金句”，而是段永平把许多人以为分散的经验——投资、经营、营销、放权、育儿、情绪管理、个人节律——全部用同一套底层逻辑串联起来：本分、理性、想长远。它像一份“人生系统说明书”，不是靠鸡汤推动，而是靠一个长期主义者在无数具体场景里反复校验出来的朴素结论。也正因此，越是把细节摊开，越能看见它并不轻巧：所谓举重若轻，背后往往是把复杂问题长期拆解、长期实践后才形成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