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茶几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时,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再度浮现:在那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谁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抗战主力之争,既是史学界与政治界的争论,也是国共两党乃至两岸至今难以调和的叙事裂痕。它不仅关乎历史的真实,更涉及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因而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此时的中国已经十多年内战不断,国共双方早已势同水火,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迫使国共再次合作。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形成。国民政府作为当时唯一的合法中央政府,肩负起国家正面抗战的责任。蒋介石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面指挥全国军队与日寇鏖战;而中共方面,则将原本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归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实际上仍由中共中央独立指挥。
在这场战争中,国民政府军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到1938年的武汉会战,再到1939年至1942年的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直至1944年惨烈的豫湘桂会战,国军始终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消耗战。淞沪会战中,国军投入七十余万兵力,浴血奋战三个月,给日军以重大打击,虽然最终因战力悬殊而撤退,但为中国争取了战略转移的宝贵时间。武汉会战更是举全国之力,数百万军民参与,虽以失利告终,却极大牵制了日军南下的战略节奏。八年抗战下来,国军共有三百五十余万人伤亡,几乎是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生存的防线。
相比之下,中共军队虽然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但兵力有限,且损失极小。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唯一牺牲的高级将领是左权,而日军的伤亡绝大多数来自国军的正面战场。日军的官方战史与战后总结同样显示,中国战区日本军阵亡者大部分死于国军与盟军之手,中共部队造成的损失比例极低。即便是被中共宣传为辉煌胜利的“百团大战”,其对日军的实际杀伤也远低于宣传数字。根据日本官方战史记载,此役日军伤亡不足五百人,而中共宣传的数字则夸大到数万人。毛泽东本人后来甚至将此役定性为“战略错误”,主将彭德怀也因之被批评,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事实表明,这场战役更多是政治表演,而非军事决胜。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抗战中的谨慎与克制,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考量。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诺双方互不侵犯。作为苏联在远东的附庸力量,中共必须遵循这一大国战略安排,因此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以免触怒莫斯科。毛泽东的首要目标并非全力抗击日寇,而是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为战后与国民党的内战做准备。正因如此,敌后根据地虽号称抗日,但许多地方实际上出现了日军与中共部队相互避战、相安无事的局面。苏联直到1945年8月才撕毁条约出兵东北,而此前的中共则长期处于“游而不击”的状态。
与中共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政府的艰苦支撑。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军虽最终失利,但付出巨大牺牲,正面硬抗日军主力。这场会战让国府威望受挫,也成为中共宣传“国军消极抗战”的口实。然而历史事实却表明,在中国战场与日军进行的22次大型会战,无一不是由国民党军队主导,中共从未参与。这些惨烈的正面战场才是中国抗战的决定性支撑,而非敌后零散的游击行动。
抗战后期,国际力量的介入成为胜负的关键。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从此成为同盟国一员。美国大量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源源不断运入中国,美军空军“飞虎队”驰骋长空,击落数以千计的日机,保卫了中国西南的战略腹地。1944年中国远征军艰苦卓绝地收复腾冲,成为抗战以来国军首个光复的县城。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连战连捷,摧毁日本大部分海空力量。到了1945年,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直接摧毁了日本继续作战的意志。几乎在同一时间,苏联出兵东北亚,仅数周便摧毁了号称“百万人”的关东军。正是美苏的双重打击,让日本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国共两党都不可能独自迫使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真正格局是国军的浴血苦撑、美国的战略打击、苏联的最后出兵三者合力的结果。中共在其中的作用,远远被其后来的政治宣传所夸大。
然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立即在《论联合政府》中宣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人民已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几天后,他又在文章中指责蒋介石“袖手旁观,保存实力”,将抗战胜利形容为国民党“下山摘桃”。这种说法在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在中共建政后,却被不断放大,并成为官方历史叙事的核心。新中国的教科书将国府的正面战场一笔带过,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着力描写,形成了一种“只有共产党在抗战”的集体记忆。甚至毛泽东在1956年曾承认“二战中我们是支队,不是主力”,但这一实话并未得到宣传,而是被有意封存。
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氛围有所松动,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客观评价国府抗战的贡献。新的史料显示,国军才是抗战的主力,而中共更多是在“保存实力”。然而随着政治氛围再度收紧,中共又重新强调“中流砥柱”的说法,尤其在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时,这一论点被反复强调。台湾方面则坚决反驳,前“国防部长”郝柏村多次公开指出,正面战场完全由中华民国政府主导,中共所谓功劳不过是后来的宣传夸饰。
网络时代的出现,让不同的声音得以传播。许多民间学者根据国军与共军的阵亡数字重新估算,认为国军击毙日军四十余万,而共军击毙日军仅在800多人。甚至还有戏谑的“52军浴血诺曼底”之类网络恶搞,用以讽刺某些人过度神化国军或共军的倾向。可以说,网络上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共的官方叙事,使得抗战主力之争再度成为公共话题。
当我们回到抗战八十周年的今天,不能不承认:抗战胜利首先属于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属于在空中驰骋的飞虎队和盟军士兵,属于那些在滇缅丛林中鏖战的远征军,也属于无数在沦陷区忍辱负重、流离失所的普通平民。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的生存与尊严。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和苏联在抗战后期的决定性打击,是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
而中共,在整个抗战中的角色更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借助战争环境坐大势力,从数万游击队发展为百万大军,等待战后与国民党的终极对决。抗战对中共而言,既是民族危机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更是其权力崛起的机会窗口。因此,他们需要塑造“中流砥柱”的神话,用来掩盖真实的军事贡献不足。这种对历史的篡改与操弄,不仅欺骗了几代人,更成为中共合法性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曾经在1950—1970年代,多番对访问中国的日本退役军政人物、商界人物公开表示感谢,称日本侵华令国军被削弱,而中国人团结觉醒反帝国主义,是共产党在战后快速夺取政权的关键要素。本来这些对话在毛在位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后中日蜜月期期间,也未有所争议,使得记者收录留存至今,但在200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转恶,毛泽东的此类言论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
抗战八十周年,我们更应当铭记那些真正的牺牲者。他们是奋战在淞沪、武汉、长沙、衡阳的国军将士;是驾驶P-40战机拼死搏击的美国飞行员;是忍受轰炸、饥饿与屠杀的中国平民;也是那些在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时被解放的百姓。他们的鲜血与牺牲构成了抗战胜利的真正根基。与之相比,中共的“中流砥柱”说法不过是对史实的篡改,是为了粉饰暴政、篡改记忆的工具。
历史终究不会被完全掩埋。越来越多的研究与事实表明,抗战的胜利并非一党的专属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共同牺牲,是国际盟友的鼎力支持,是无数无名者的生命付出。
抗战八十周年的纪念,不应成为一个政党的自我歌功颂德,而应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共同缅怀与反思。只有直面历史,承认真实,才能让那场战争中的牺牲不被侮辱,让未来的中国避免再度陷入政治谎言的陷阱。历史的尘埃终将被拨开,真正的牺牲者与真正的中坚力量,必将被人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