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罢免”惨败原因解析

文/VOAChinese

(台湾总统赖清德2025年7月25日接见「中华民国第65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

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大罢免”第一波投票结束了。这次由公民团体发起、执政的民进党支持的罢免行动以失败告终。这个结果对民进党总统赖清德和他领导的这个党来说是一个打击,也意味着执政党与反对党在立法院的对峙很可能还将继续。

7月26日的投票结果显示,面临罢免投票的24位国民党立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都保住了席位。

还有另外七名立委将在8月23日面临投票。

对于赖清德总统和他领导的民进党来说,星期六的投票结果无疑是一个挫败。

台湾立法院在2024年大选后出现了所谓的“朝小野大”的局面,即在113个席位中,执政的民进党占51席,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各占52席和8席。这两大在野党联手推出多项法案,引发部分民众的不满,而且朝野在立法院冲突不断,一些公民团体因此自主发起了罢免立委的行动。

如果罢免成功的话,它会改变立法院现有的权力格局,使赖清德推动其施政议程变得更加容易,而罢免失败则意味着民进党与反对党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对峙很可能还将继续。

对于支持“大罢免”的人来说,这场行动体现了台湾民主的活力。台湾是少数几个选民可以通过请愿的方式罢免民选代表的民主政体之一,但过去的罢免行动规模较小,这次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7月27日表示,台湾星期六的投票结果显示,“民进党的政治操弄完全违背岛内人心民意,不得人心。”

在投票前夕,台湾负责两岸关系的大陆委员会表示,中共国台办与官媒企图影响台湾726罢免投票“意图明显,赤裸裸公开介入,毫不掩饰”。

赖清德预计八月出访台湾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几个邦交国,并可能过境美国。一些共和党议员已致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他或其他内阁级官员考虑在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与他会面。此举无疑会激怒北京。中国一向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支持罢免的台湾民众,手举写著“罢免就是剿匪”的标语)

大罢免缘何惨败?——从政治策略到社会心理的全景观察

2025年的台湾政治舞台,再一次见证了一场全民瞩目的政治博弈——“大罢免”行动。然而,这场由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大力推动的政治运动,却以全盘溃败收场:25起罢免案无一通过,24名国民党立委与1名前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全数留任。在野阵营不仅守住了全部席位,还在多个关键选区实现了反向动员。

从投票数据来看,这场罢免案的投票率格外引人注目。整体平均投票率高达56.2%,创下台湾罢免史上的最高纪录;其中,花莲的投票率更是突破六成,堪称“史无前例”。更令罢免方尴尬的是,包括高虹安在内的8名被罢免对象,反对罢免的票数不仅高于门槛,甚至超过了他们在2024年大选时的得票数——这意味着,罢免行动非但没有削弱这些政治人物的支持基础,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选民认同。

策略失当:从“个案”到“全面开火”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师仪在接受DW采访时直言:“完全一席都没有,这个是有点出我意料。不过事后诸葛亮来看的话,其实也知道民进党同温层太厚。”他指出,这次罢免方采用“反共护台”作为论述主轴,并试图以“大规模、全国性、包裹式”的方式推动,把“所有蓝营政治人物”都贴上“亲共”标签。这种策略,在坚定绿营支持者眼中或许天经地义,但对中间选民来说,却显得粗暴甚至冒犯——尤其是那些在选举期间保持沉默、不愿被政治极化裹挟的选民,他们很可能因此产生反感,从而投下惩罚性的一票。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左正东的分析与此不谋而合。他强调,罢免原本是一种针对个别政治人物在道德、法律上出现重大问题时的非常手段,而“大罢免”这种“无差别全面开火”的做法,本质上已背离了罢免制度的初衷。既没有明确的个案理由,也没有重大政策争议作为支撑,仅仅依靠意识形态标签来动员民意,缺乏说服力。“对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来说,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罢免。”左正东说,“尤其是指控‘亲中卖台’时,既缺乏具体证据,又没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这样的政治动员很容易被质疑是在滥用民主工具。”

两位学者都指出,这次的投票结果并不意味着台湾民意转向亲中,也不代表社会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戒备。恰恰相反,大多数投下不同意票的选民,依然认同“台湾人”身份,依然对中共的军事威胁、经济胁迫与外交打压保持警惕。但他们对民进党“乱扣红帽子”、将“抗中保台”绑架为唯一正确路线的做法感到反感——这种反感,正是罢免案全面失利的社会心理基础。

政治心理:反共共识依旧,反感政治操弄

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与陆委会的长期调查,2019年以来,自我认同为“台湾人”的比例稳定在六成以上;近九成台湾民众不接受中共对台的军事与经济压力;八成五不认同中共在国际上宣称“台湾问题是内政”。这些数字说明,台湾社会的反共共识依旧稳固。然而,这种共识并不等于无条件支持民进党版的“抗中保台”路径。

邱师仪形容,这种政治情绪是一种“防御本能”与“政治反感”的叠加效应。台湾人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认同早已内化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当这些价值被政党化、标签化,甚至被用来排除异己时,中间选民会本能地警觉——他们既不愿放弃安全立场,也不愿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这种心理在罢免案中体现为对罢免方的“否决票”,而且往往带有某种报复性意味。

蓝营逆转:区域联防与民生议题的反扑

更值得注意的是,蓝营在这场罢免战中的表现。过去国民党常被批评各自为政、缺乏整体战术,但这次他们不仅在地方成功动员,还在各选区之间形成了“区域联防”的配合——彼此支援、互相声援,形成合力。部分选区的“蓝白合”策略也取得成效,使得在野阵营能集中力量对抗罢免攻势。

另一方面,民进党执政表现的争议,也为罢免案的失败埋下伏笔。赖清德政府在应对风灾等公共事务上的表现,被部分选民认为不力;他本人在选战中提出的“团结十讲”与“杂质说”,更是引发社会分化的批评。此外,物价上涨、劳动力短缺、少子化、低薪等经济社会问题,长期累积的不满情绪在这次罢免投票中集中爆发,尤其兵役延长政策引发部分年轻族群的反弹,使得执政党在中间与青年选票上出现裂缝。

民生优先:当“国防”遇上“荷包”

邱师仪还指出,虽然赖清德在国防议题上展现了相当的姿态,例如今年的汉光演习被外界普遍评价为“执行得相当好”,但这次罢免案显示,选民在投票时更在意眼前的生活问题。高通胀、就业市场结构失衡、房价高涨、少子化压力——这些具体而现实的困境,比抽象的战略安全更直接地影响选民的选择。

换句话说,“抗中保台”固然仍是台湾社会的核心共识之一,但当它与民生议题发生冲突时,选民未必会把它放在唯一优先的位置。这一点,也是民进党在未来政治布局中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结语:制度工具的边界与政治智慧的考验

“大罢免”以全败收场,既是一次政治策略的失败,也是一次社会心理的警示。它提醒所有政党:罢免制度固然是民主的一部分,但它的生命力依赖于精准的指向性与充分的正当性,而不是被当作意识形态斗争的全面武器。当政治操作凌驾于民意诉求之上,当动员方式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台湾社会并没有放弃反共共识,也没有向对岸示弱。相反,它在用选票告诉政治人物:民意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抗中”需要更智慧、更包容的路径,而不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猎巫”。未来,谁能在坚持安全立场的同时,真正回应民生困境,谁才有可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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