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三大憾:中山引狼入室, 学良适得其反,适之机场痛哭

文/深度报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在108岁高龄时接受采访时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时代、邓时代。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

中山引狼入室

其实,对苏俄狼子野心看得明白的人物,有一位,是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联俄问题上的分歧是他们的根本矛盾。

孙中山通过联俄联共之后有了苏俄的帮助,提供经费和人才,比如黄埔军校是在苏俄的帮助下筹建的,北伐计划是鲍罗庭制定的。另外,孙中山参与的《孙文越飞宣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为后续领土问题埋下隐患。

早在北伐时期,陈炯明就意识到苏俄的危害,反对与苏联合作(曾严词拒绝苏俄以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的援助提议),他致电孙文说:“苏俄携虎狼之心,若依托苏俄攻取全国,到时政权恐会成为苏俄的傀儡,而且苏俄主张暴力革命,到时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望兄台对合作之事深思熟虑,不可轻率促成,否则引狼入室,后患无穷。”
孙中山不以为然,最后翻脸为敌。

(孙中山画像)

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本质是“渐进改良”与“激进革命”的路线之争。陈的联邦制构想虽被斥为“军阀割据”,但其对地方自治的实践(如1921年民选县长)已具现代民主雏形。

对于孙文和陈炯明的决裂,当时民国很多有识之士都深感痛心,名士梁冰弦曾感叹,能挽救现今中国者唯孙,陈二人,两人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国运如此,不可挽回也。而后几十年的发展也验证了当时所说之事。

学良适得其反

1990年6月,被囚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张学良迎来了自由,在他90岁大寿这天,张学良忏悔道:“古人有虚度的说法,我真是虚度了九十,对于国家、社会和人民毫无建树,真如《圣经》中,保罗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仅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罪魁。”

张学良晚年的忏悔令人感慨。少帅一枪不发东北的光荣事迹就不提了,这里想说的还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

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 张学良却动了杀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

张学良逮捕蒋介石,绝对不是为了 “抗日”。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陕北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

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绝不容许杀蒋。

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到南京请罪,迎接他的是54年的囚禁。 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张学良 ——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张学良照片)

适之机场痛哭

关于适之机场痛哭,这里先讲个关于大师钱穆的典故: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

后来的结果是,陈寅恪留下“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凉诗句,而号称民国狂人的熊十力,以前敢怒骂蒋介石,晚年被红卫兵扇耳光!

钱钟书的伯父钱基成曾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先生则沉默不语。

建国初期,当局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战事不利,蒋介石预知不祥,开始着手制订“抢救学人计划”。一份经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的逃生机会。

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派三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

1948年12月14日,第一批“抢救”行动仅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闲置着,仿佛在无声地嘲笑这场徒劳的营救。

到达南京后,胡适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后,他拉开一架舱门是空的,拉开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

胡适的眼泪,是为那59位选择留下的同仁而流。

这场“抢救”行动,更像是一场预演。

它预演了此后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离开,要么留下;要么沉默,要么改造。

胡适的眼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提醒我们,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选择往往显得如此渺小,又如此重要。

中山引狼入室,学良适得其反,适之机场痛哭——今日回望这段历史,遗憾颇多,国运如此! 不由地想起一首诗:

《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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