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乔生
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过世，不出意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几年前，陈小鲁出来道歉时，我在文章中就表示应该欢迎，可能几句话夹在一篇文章中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我郑重表示：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或许有人要问，他们是北京红卫兵，当时你是一个上海初二学生，跟你什么关系？用得着你跑出来接受吗？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图/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大运动，最初是从上海、北京发起的，而又从北京幅射到全国，九州大地都一样，受迫害者成千上万！从首都北京、魔都上海，到边陲小镇，到处都有残酷、野蛮的暴力横行，无一例外。所以，每个真正的受害者和受害家庭，都有权利接受道歉。简单说说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商人，1950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上海南京路上开店。我的母亲是虹口区体校的医生。在文革中，父母遭到批斗。母亲被关进牛棚，遭到野蛮的殴打，造反派、红卫兵用铁链条抽打她的脑袋，把她一只眼睛抽瞎，满脑袋都是血块。她之所以没有自杀，只是因为想到如果自杀了，她的子女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我们家遭到毁灭性抄家，被扫地出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我是一个初二学生，那年15岁，却遭到红卫兵的迫害。在复课时，一群人手执皮鞭，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抽打我。毕业前夕，学校说我为反动父母翻案，把我关进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班结束，我直接去了北大荒。现在我是职业作家。所以，我是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来说话。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真正的根子在哪里，祸起何处，每个参与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无须冒领，也不能少承担。其二，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应当承担她的责任，道歉就是承担的表现。现在没有证据说她直接动手打人，那就不能说她是凶手。如果以后出现证据，那就以后谴责。我认为，在殴打卞仲耘致死的过程中，如果宋彬彬动手了，参与了，以她的“标杆”身份，一定会被发现，不可能隐瞒。在当前文革遗毒远没有肃清之时，我们需要这样的道歉。清除文革的遗毒是个大工程，这是这个大工程的有效的一部分。美国都能接受她去读博士，接受她担任公职，我们却连接受道歉的肚量都没有吗？至于卞校长的丈夫不接受道歉，我完全理解，他要的是查出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惩办凶手，这个目的远没有达到，他当然不接受。他不接受的是清查不力者的道歉，不接受的是凶手的道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光天化日下的行凶者至今没有查出来，怎么叫王先生不愤懑？而我接受的是陈小鲁、宋彬彬的个人道歉。我看过宋彬彬的几篇文章，我认为，她的陈述基本是真实的，没有掩盖事实。她对学校事态的演化负有责任，但她没有直接行凶，也不是行凶的幕后策划者。
我清晰地表明：接受道歉不是要逃避责任，掩盖罪行。不要指望反思一下就能深刻！不要指望道歉一次就能够满意！也不要指望清查一次就水落石出。第一步都不允许走出来，一下子就要到一个至高的水准，可能吗？我家曾经遭到毁灭性打击，至今没有一人说要来道歉。有人说，道歉是解开衣衫的第一个钮扣。如果第一颗钮扣都不解开，这身又脏又丑陋的蛤蟆皮就将永远裹在我们身上。我们民族历来没有反思和忏悔的习惯，几年前当陈小鲁出来道歉时，我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因为民众的不理解，不接受，好事情没有延续下去。反过来说，即使是被迫害者，我们也还不懂如何接受道歉，也没有做好接受道歉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想过如何从总根子上反思，从制度上反思。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德国。德国人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大家都知道，我不赘言。
我讲另一件事，2000年，四个来自苏北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潜入南京玄武湖旁一栋别墅，杀死了德国人普方先生（时任中德合资公司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和他的妻子、儿子、女儿。死者的母亲赶来了南京，悲痛之余，她要求不要对犯罪分子处以极刑，因为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普方的同事、朋友们募集了一笔钱，定期给犯罪青年家乡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教育，脱离贫穷、愚昧。他们相信，如果普方先生在世，也会赞成这么做。一个曾经被纳粹统治的国家，浴火重生，民众竟有如此高贵的精神状态，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我们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来理解，这是现代文明的要求。接受他们的道歉，是对曾经狂热的年轻人的拯救，是给还没有走出黑暗的灵魂投进一道亮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青年时期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而杀死他一生。有人说，他们的道歉只是为了不给人牵头皮，求得自己内心的安静。我承认，这种现象肯定有，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要问，其中有没有真诚向受害者道歉、真诚反省的呢？当然有，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呢？所以，我们胸襟要宽一些，目光放远一些。许多人都说，道歉比不道歉好。当然，接受不接受是个人的自由。对那些依然在怀念文革的人，对于那些千方百计掩盖文革中自己行径的人，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无疑是一个进步。他们的道歉是对上述言行的有力的反对和揭露。我们不难发现，文革中的相当一部分受害者都是参与者，有的还是各个时期的施害者。这说明，文革的流毒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甚至深入骨髓。要使文革不再上演，乃至绝迹，就必须有全民的反思和忏悔。道歉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忏悔不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和游泳一样，是要人后天学习的。要给所有的人创造学习的条件。如果在这片土地上，至今还有一半人在怀念文革，憧憬文革，那么文革就可能重新发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彻底从人们脑子中清除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小鲁他们至少是我们的同盟军。道歉了不等于说不能再追究，无伦何时何地，还原事实、追查真相永远是道歉的前提！我再次郑重表示：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