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文/王恒涛

一、跋

最近，中国大陆公布了久违了的年度政策性文件“2024年一号文件”，其中提到：“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数年前，习近平曾高调向外界宣布，作为其执政以来最重要的“政绩”之一，中国大陆已经在其贫困地区全面实现了“脱贫”。有趣的是，2024年伊始，中国大陆官方又来提醒各级政府要注意防范“规模性返贫”问题；还有消息说，中共执政当局对习一人独揽党政军大权以来的执政业绩和前景担忧，称习应为此承担责任，并退居二线。确实，仅从经济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处于一种低度通胀和高度通缩的混合双重压力之下。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尽管已经取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既然是个生物概念上的“人”，就最终会有“寿终”之时；而且他已界“古稀之年”，所留余日终究是有数的。那么，他是否想过，在他即将离世之际，他会留下一笔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遗产呢？历史上，凡称雄之人都不会只顾其在世时逞一时之乐，而不去顾及其身后之名到底会是个“美名”呢，还是个“骂名”的，正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矣。 

二、令人堪忧的经济状况 

抛开较为复杂的政治遗产问题暂且不谈，我们权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没人敢）直言评说。在这里，我们仅就较为直观的经济遗产问题做一初步探索：习在十二年前接手大陆政局时，中国的经济真可谓“蒸蒸日上”，这也让其本人志得意满了一回：一定要拉住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在“东升西降”这一“百年不遇之历史机遇”面前，与西方敌对势力“一较高低”。但是，谁知仅仅经历了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封控以后，人们普遍预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经济“报复性反弹”，连一星点儿面子也没有“露”；他也像个撒了气的癞蛤蟆，不再那么蹦高了。相反，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江泽民等人治下开创中国经济腾飞“奇迹”所主要依赖的以下三大动力，似乎都已经找不到一星半点儿踪迹了： 

1）出口创汇——由于习近平执政后授意对外搞 “战狼”外交，中美间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类似于“冷战2.0”的严重对立。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国率先发起了对华贸易战，随后还将其“供应链”从中国逐步转移致其“近岸”安全地区。有报道说，中国已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了，202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同比下降了20%，美中贸易已降至1998年时的水平。而西方各国也纷纷效仿，与中国“脱钩”。这一切导致了中国从国外获得的外贸出口订单数量大范围锐减，中国的出口势头从此 “一蹶不振”。 

2）“铁公基”——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就开始意识到，过度依赖出口最终会导致经济出现巨大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以图中国的经济能够在出口创汇和扩大内需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实现这一 “经济转型”的初期，扩大内需的主要着眼点集中在发展国内铁（路）和公（路）网群，外加为缓解住房紧张局面而发起的以房地产开发为重要内容的基本建设高潮，这三个方面被俗称为“铁公基”（因恰与“铁公鸡”同音，应运而生）“大跃进”。发展“铁公基”当然离不开土地的开发，而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控；仅房地产一项就占全国GDP的13%。“改开”期间，国家通过“掠夺式”的路径从乡村低价“征购”土地，然后再转手将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通过“影子银行”用高杠杆信贷转给国投”企业并为其支付承建商在建造铁路和公路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在“铁公基”大开发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同时兼有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种混合型属性，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而其运作中广泛使用的高杠杆率，注定了它具有“不可持久”的社会经济属性。此外，领导人的认知导向也起到了一定的“自废武功”的作用。例如，习近平曾说过，“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而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只片面地承认了房屋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其作为金融、投资工具这一更为重要的经济属性，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 简单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楼盘要么建成了也没人问津、购买，要么没人接手来继续承建，从而“成就”了无数的“烂尾楼”。

这一现象导致了房地产界诸如恒大、碧桂园等龙头开发商及一众大中小开发商，尽管其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上并不那么“难看”，但仍陷入资不抵债的窘迫境地而不能自拔。与此同时，房价断崖式骤降，使得房主纷纷降价抛售其持有的物业。但俗话说，房市“买涨不买跌”；因而二手房市基本无人问津、接盘，那可真是个“惨不忍睹”。 

那么，房市已经让人们亏了个“一塌糊涂”，股市又怎么样了呢？目前，它已经降到了2600多点，跌幅高达35%，有人估计有约7-9兆美元的市值蒸发，因此跳楼者不计其数，连专门“叼盘”的胡锡进也惊呼：早知如今（股市暴跌），何必当初（进入股市）呢！更有甚者，有十万股民冲上美国、日本、印度等国驻华使馆网站，哀求这些国家“救救中国的股市”吧…… 还有消息说，习近平要亲自指挥救市，但据信此举至少要砸进十兆美元方可奏效。 

3）大众消费——扩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鼓励大众多消费。在中国大陆实行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后半期，政府意识到扩大内需的一个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而且需要给予持久性鼓励和适当刺激的方面，那就是大众消费；换句话说，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按照中国大陆官方的宣传口径，它主要的目标是，“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领域的生活需求”。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2023年10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当时，中国大陆的家庭日常消费性开支呈全社会下降趋势，换算成“消费者物价指数”（PPI），为负百分之二点六（-2.6%）；而生产者物价指数（CPI）也呈全面下降趋势；此外，中国大陆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40%，近期从复旦大学流出来的信息表明，该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只有18%！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官宣的5.2%的经济增长预期，已成“天方夜谭”式笑料，较接近现实、更令人信服的预期则应该是在0%–1.5%之间！ 

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了两种规律性现象出现，即：1）当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低于货币供给量时，它便会抑制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从而使企业的生产和投资都随之下降；2）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直接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进而导致经济进入衰退期。上述这些资讯显示出：尽管中国大陆的房市和日用商品普遍降价，但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不够健全，人们普遍持币观望，并谨慎消费，借以防老、防病、防灾。又由于人们普遍对经济前景不看好、没信心，这进而导致中国大陆的经济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迄今为止，尽管中国大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补救和刺激措施，均因收效甚微，无疾而终。产能过剩还导致中国大陆向“一带一路”国家降价“倒”货，对外输出通缩。据西方研究机构预报，由于各级政府救市无方，这种局面可能会延续至少十年之久。 

三、中国大陆目前经济“规模性返贫”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面对今天的这种经济困境，人们不禁要问：它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造成的呢？而回答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地用“习近平无能，也不用能人”来做笼统的分析，也不能仅仅从单纯的经济层面去考量、分析；必须要问究国人熟悉的诸如“走什么路”、“扛什么旗”、“用什么人”等与政治相关的问题。此外，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目前的经济衰退问题，与市场经济环境下常见的增长、萧条“周期律”无关。它的发生与发展更多地是与执政当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关。 

当然，在我们对上述涉及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大政方针做出分析之前，还需要对习近平这个作为十二年来中共掌舵人的基本“认知力”作一番剖析。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为了显示其“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对外界他一直自诩是一个不忘“共产党人初心”的人。那么，共产党人的“初心”又到底是什么呢？笼统地说，这个“初心”大概要包括：在理论和信仰上，“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在行动上，“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等等。具体说来，就是利用执政党手中的国家行政机器，碾碎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题中应有之意，且是其必经之路。而公有制的特点，则是“一大二公”。而这正是被邓小平当初宣示搞市场经济时完全摒弃了的，尽管邓并没有把他真实的道路“底牌”亮出来。对此，习要么是认知能力太低，看不懂邓小平，要么就是习根本不想步邓的后尘。 

习近平曾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下说过，他对自己经历过的文革“印象极其深刻”，而那时也正是习近平的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同时，他曾经说过，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显示出他对邓小平否定“文革”及毛泽东治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瞎折腾”的“前三十年”，是不以为然的。例如，习近平在2023年9月28日庆祝国庆的内部宴会上说，他“当初接过党国这一大摊子时，胡总书记身边围了一大群比西方敌对势力还邪恶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这又显示出，他对邓小平主导下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后三十年”，实际上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这才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但是邓本人也承认，社会主义“吃大锅饭”的特质与以自私自利为特征的人性，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因而，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很难调动起人们参与集体经济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种体制和机制下，人们往往很难摘掉贫穷的帽子。据此，邓小平推断：“凡是与美国交好的国家都比较富裕，反之都很贫穷。”这也是邓小平下决心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进而坚定地指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在邓小平的语境之中，所谓“开放”，实质上就是向美国（和以其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敞开大门；而所谓“改革”，也就是导入“责任到人、到户”、“奖勤罚懒”的物质激励机制，革除掉社会主义“大锅饭”体制所固有的养懒人、让勤劳之人吃亏的各种弊病！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习近平是与邓小平是“格格不入”的！ 

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前些年中国政府悄悄地向在华的所有外资企业派驻中共党委、支部，通过“反间谍法”给外资企业制造各种“心理阴影”，致使大批外企撤资；还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称“私企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并在政策导向和市场份额分配上更多倾向于国企，迫民企（外企自然也在民企范畴之内）望而却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一时间，“国进民退”，好不热闹！但是，事实上习近平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外资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大陆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而民营企业又是雇佣了中国大陆百分之八十以上劳动力的生力军。对它们的打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戕行为！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很形象地把今日中国大陆比作“政治上的北朝鲜，经济上的南韩”。 

这是两种不相匹配的体制，实际上就像中国古代的一种叫做“车裂”的刑具。设想一下：如果把中国大陆当作一部“车子”，在其两端各拴着数匹辕马，并在两个不同方向均配有车夫，他们同时拼力抽打各自朝着相反方向奔跑的辕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呐？—-肯定会把这个“南辕北辙” 的“车子”拉扯得“貌不合神也离”，最终“支离破碎”……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经济的这种“扯吧”的现状！ 

四、中国大陆欲复苏经济，敢问：“路在何方”？ 

最近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要大搞“高质量”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但是，尽管习近平习惯于玩弄时髦、华丽的运动性辞藻，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了。如人们所说，薄熙来坏，习近平蠢，本来习就有“干坏事滴水不漏，干正事千疮百孔”的名声，他的这些新词和他推行的所有那些措施一样，根本收不到任何成效。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出路到底在哪里？ 

出路在于习近平彻底改弦更张，做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 这看上去似乎像个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但是人民必须要能看到希望，否则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国将无宁日！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这个“浪子回头”的标志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坚定不移地坚持继续走（上边详细界定的）邓小平开创的在经济上改革开放道路，同时推进邓尚未实施的政治体制（即宪政）改革。作为具体措施，必须1）彻底摈弃习早先推行的极权主义，推行民主、军队国家化等宪政改革措施；2）去除所谓“妄议中央”之类的“封口令”，广开言路，推行言论自由，彻底放弃并公开清算习所崇尚的所谓“斗争哲学”和毛泽东式经济思想；3）必须全面革除习任人唯亲、只任用自己“小圈子”内熟人的“矮人政治”，广招贤能，打造一个人人参与、宽松愉快、公平竞争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态环境；4）认真走市场经济道路，而不是由国家开动全部公共机器和资源，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经济领域里的各项运作。 

笔者在此振臂向习近平及其领导核心隔空喊话：你们有这个胆量和勇气来实现当初承诺的“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并实际推行上述这几点改革措施吗？如果有，中国大陆的经济才能搞活起来；否则，经济搞不好，继续下去还会民怨冲天，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还会被俄罗斯绑在其战车上，让大规模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大陆之上！在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习近平从其前任手中接过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那就真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