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文/严歌苓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

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文革’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

然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需要随军记者进行报道，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记者来。

当时，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要上前线去锻炼。由于刚刚打仗的时候很乱，初为记者的我只能去野战医院采访伤员。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从此以后，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那时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能平平地跳两下，这不是自己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

当时在前线，大多数受伤的战士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与死，看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人。当采访每个负伤的战士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而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觉得做一个跳舞的人，仅靠自己的肢体表达东西，这种表达方式太有限了。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其实很多大家，像沈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

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在校时，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五门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我很贪的，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实际上，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

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

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

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

我记得我跟王安忆有过这么一次讨论。她说，作家百分之三十靠天赋，百分之七十要靠后天的努力，我说我认为正好相反，我说作家要靠百分之七十的天赋，百分之三十的努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作家百分之五十靠天赋，然后我还要加入百分之二十的职业训练。

1988年，我被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机构发现了。他们看到我这个作家势头还不错，于是请我到美国去访问，我在美国看到了他们怎么样训练职业作家。美国有一些写作中心，会邀请很年轻的作家在一起探讨，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自己的作品进行批评。他们个个都是写作家、小说家，也个个都是文学批评家。我非常羡慕，因为当时虽然中国有一些作家班，但是他们没有给过一个作家职业上的训练和规范式的教育。

后来我回到中国以后，我就下决心争取去美国留学。我非常努力，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外国学生。开始学习以后，我就感觉到他们的训练方式是非常科学的。上课时，我们的同学都是坐成一个圈，十二个同学，老师坐在中间，然后他就说，某某某，你出一个词儿。被点名的同学先出一个名词，然后老师叫第二个人说你接一个动词，接了一个动词以后他就说，用任何一个你想到的最最独特的一个动词来让这个名词动起来。这样一种训练就是首先他告诉你什么能使文章变得非常有活力地、非常有动作地往前走，走得比较快的是动词而不是形容词。

比如，老师跟你说这里有个烟灰缸，我告诉你一个物体，然后让所有同学就用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非常微小、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当场构思出一个故事来。轮到你来构思的时候，如果你想不出来，老师会让你用你脑子里的那双眼睛来看着这个东西。

如果想不出来，老师就让你脑子里的那个画面再往前走。所以这种训练也形成了我写作会有一种画面的感觉，如果我写不下去，我就对自己说：再看看会发生什么。老师老是教我们看着它，直到看见它，看见它的形状，你闻到了吗？你嗅到了吗？调动的是你所有的感官，来把这个故事往下进行。

我觉得这种写小说的训练在美国是独一家的。为什么我现在写小说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这跟我们学校的训练是很有关系的。写一个东西要有质感。这段文字你写出的一个场景，要有质感，最好还有触感，就是说六种感觉都有，六种感官都有。这种职业训练对我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因为它还有第一人称写作、第二人称写作、书信式写作、嘲讽小说等各种各样小说体裁的训练。

老师说，我不能给你天才，但是，如果你有天才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在使用你的天才的时候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使你所有的天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

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得到艺术硕士及写作学位（MFA）以后，明白了很多事情。比如，如果你想转换一个视角，应该用什么转换，比如说用对话转换是最容易的，从一个女主人公转变到男主人公，或者从她的心理世界转换到他的心理世界，其实是非常有技巧在里面的，这个技巧学会了并不影响你的天才的发挥，那么你有天才也有技巧，所以写起来就省力一些。所以我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后，就大量将这种技能运用在后来的写作里，写出了很多作品。

【严歌苓，著名作家，代表作品《金陵十三钗》 《陆犯焉识》 《第九个寡妇》《芳华》 《小姨多鹤》《天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