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文/谭松

在那个“枯荒的年代”，我侥幸多读了几年书，有了一点写作的能力，此时，在 我岁月的暮色里，我想用这一点能力，为那些在枯荒年代失去了“能力”的远逝青春写下一点文字。

一    我的姐姐

“妈，糟了！糟了！”姐姐飞奔而入，一头热汗，满面通红。

“怎么了 ?”，妈倏地站起来。

“学校不要我参加升学考试！”姐姐快哭出来了。

妈妈的脸也一下子变得通红：“是不是……因……因为，因为家庭……”妈妈慌忙带着姐姐夺门而去。

当天晚上，家里欢声笑语，爸爸尤其显得轻松快乐。几杯烧酒下肚，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当年我就是读的三中，那时叫南开中学，是重庆市第一流的中学。校长张伯苓，是个优秀的教育家。南开中学非常难考，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爸爸一仰脖子，又吞下一大口酒。“大女不容易呀……”姐姐又一次满面通红——她因为品学兼优，尤其是“学优”——全年级第一，被保送重庆市第三（南开）中学！

那是1966年5月下旬。

两年后，1968年9月，我与大我一岁半的姐姐同时进校读初一。学校位于一条山沟里，全校只有一幢教学楼，三层。操场是泥土地，下雨时泥水飞溅，天晴时尘土飞扬。但学校名字很响亮——“重庆东方红一中”。

此时，姐姐“子承父业”的“南开梦”早被“文化大革命”击碎。从1966年6月起，她，同我，同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停课闹革命”。年龄太小的如我和姐姐等，便“停课看革命”，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

在那两年里，父母逃亡，我们三姊妹同老奶奶又一次在饥饿中挣扎（上一次是三年大饥饿时）。我同姐姐曾到江边背鹅卵石，挣几个零散铜板补贴家用。干得最长的是择猪毛。择猪毛就是在一大堆猪毛里把杂色的毛挑选出来，让白色的毛纯净。这是一个非常费眼力和手力的细工活，不仅要有极好的耐心，还要能长时间忍受那臭哄哄的“毛气”。

我干了没两天就觉得到了极限，自古以来，这种绣花般的活就不是爷们干的。只好劳驾姐姐了。好在她遗传了我外婆的古典贤惠和我奶奶的勤劳。于是，在重庆夏日的火热和长江冬风的寒凉里，姐姐一天又一天，埋头于那一大堆让人绝望的毛，以她在小学里刻苦学习的勤奋和认真精神，为这个贫穷的家挣得每斤两毛多钱的收入。

待终于“复课闹革命”时，姐姐说，她的视力下降了很多。

几十年后，我看到报道说，很多学生天天做大量的作业，导致视力下降戴上了眼镜。

我觉得他们真幸福。

在“东方红一中”，我同姐姐的教材完全一样，政治类的就不用说了，科学类的如《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也都是一个版本。姐姐读完了整个小学六年，我们这个年级（记得当时按军队“编制”叫“三连”，我们班叫“四排”）只读完了小学四年。我实际上只读了三年，那是因为我跳了一级，直接从二年级升到了四年级。所以，我们“连”比姐姐的“连”在实力上是有差距的。

更不幸的是，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同学欺辱和殴打，不得不逃学（相关经历我写在了《长寿湖》一书中），这导致我的成绩大幅下降，尤其是数学。好在姐姐与我的课本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抄她的作业。没抄多久，我便荣获“三连四排”的“战斗标兵”！记得在期末的一次家访中，班主任老师对我妈说：“你儿子是我们班的尖子，语文和数学都是第一名。”

我满脸通红，语文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我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最幸福》的作文，胡编了一些情节让看惯了“假大空”的老师觉得很生动。但数学却完全是盗窃姐姐的知识产权！

（后来我上了高中后，丑媳妇终见公婆，一学期下来，数学考了48分，父亲在成绩单上签字时问我是不是老师把84写成了48。）

姐姐没能读到高中，两年的初中就成了她花季年华的最高学历。其实这两年也名不符实，如果除去大量的学工学农劳动，三天两头的革命大批判、好几门不务正业的政治课程，真正学点知识的时间只有大半年。

姐姐后来的人生多年都是“择猪毛”的翻版：带小孩、折纸袋、纺纱厂打工……

去年，2020年9月，我在洛杉矶对留学的侄女说，你不要觉得你妈像家庭妇女，她如果不遇到那个时代，而像你一样受到这样的教育……

二    我的好友

他叫杨星，个子比我还矮，胳膊比我还细，在文革那打打杀杀的“要武”年代，他显然不引人关注，也没人愿意主动与他交友。他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班主任的一声责骂。

一天课间休息时，他在过道上同几位同学打闹。班主任冲着他叫了几声，不知是他没听见还是正闹得欢不想理睬，班主任的喝令没有得到回应。

班主任突然提高声音：“杨星，你还不听话！你那个家庭（出身）还没让你吸取教训?！”

像当头一棒，他骤然僵硬，面色发白，呆若木鸡。

接着，泪水涌出来。

然后，他转身走到一个角落，默默抹眼泪。

我见状心中大喜：班上还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

自从我被当众揭露父亲是“坏人”之后，自卑感让我根本不敢在班上交朋友。现在好了，还有一个同类！孤独中的我怎能放过这天赐良机。

遭受重创的他正独自舔着伤口，一道安慰的目光、几句友好的话语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很快走到一起，彼此成了初中时期最好的朋友。

我父亲是1957年中了“阳谋”，成了“阶级敌人”。他的家庭呢? 我一次次想问他，但想到班主任那一声断喝对他的打击，便不想在他伤口上挖掘。

我提出到他家去玩，这十分正常。可他十分犹豫。我说：“去看看你住在哪儿总可以吧?”

他不好再拒绝，勉强同意了。

前住他家的路上，他说，他家很小，尤其是他妈妈身体不好。“她，她精神有些不，不正常。”他吞吞吐吐。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居住条件都很差，我早已习惯。但是，看到杨星的家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愿我来。

房间阴暗，破旧，窄小，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和一个旧衣柜。杨星的床是放在床脚的一张竹凉板。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煤炭灶立在门外屋檐下。他母亲蜷缩在门后一张木凳上，头发散乱，面色苍白，见到我，嘿嘿嘿地傻笑。

没有坐的地方，我们便站在外面闲聊。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男人走来。杨星叫了声“爸爸”，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他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热情地说：“就在这儿吃个便饭。”

杨星的父亲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隐约透出一种儒雅高贵之气，与那沾满黄泥的挑担和这个陋室反差很大。他母亲见丈夫回来了，从门后迎出来，脸上露出一种柔和的神情。这时我才看清她，五官很清秀，尤其是那双眼睛，很漂亮。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

我没有吃饭就走了，心想，杨星的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呢?

随着同杨星的交往加深，我慢慢对他有了些妒忌，原因是我发现他的聪明才智远在我之上。比如，我常常是靠抄姐姐的作业才得到数学满分，而他，只要马马虎虎听几节课，做出来的作业便与我的抄袭不相上下。还有，我一向自认为（老师也认为）我的作文是班上最优秀的，我也看过杨星的作文，的确不如我。不料有一天，他交给我一篇他写的长达一万字的记叙文。记叙文是关于我们中学生活的。里面有对话、人物描写、场景描写、情感抒发等等。其构思、其生动、其幽默、其深刻，甚至其文笔，都远在我之上！我永远记得我读完那篇万字长文时的复杂心情：敬佩、感叹、感动、妒忌……

“写得很好，杨星。”我由衷地赞扬说。“可是你的作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差呢?”

“那些一半必需是毛主席语录的作文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写吗?”

那一刻，我既感到羞愧，更感到他比我成熟。

好在他有比我更强的自卑感（包括个子矮小），因此，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恃才自傲。

两年的初中很快结束了，我们这批主要学了一大堆毛主席语录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没有知识的十五、六岁少年，一夜间成了“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接下来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毕业前，学校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每个班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同学可以升高中，我们班有50多人，因此，应当有三个名额。

记得主要有三个推荐条件：政治合格、成绩优秀、年龄小。这三者中我占后两项。小学时因为跳了级，因此我在班上年龄几乎算最小的。可是，最重要的政治条件我不合格（因为出身问题我连红卫兵都没能加入）。

杨星知道，高中的校门对他像天堂的大门，他根本不奢望。他期待的是不下乡，能找个工作。按照中共的政策，独子可以不下乡，况且他母亲还是残疾人。

几位任教的老师一致推荐了我，尤其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语文老师，为我上下奔波，解释我父亲的问题，抬出我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母亲……

我升高中之路很坎坷，报上去，打下来，又报上去……最后，高中校长看在我母亲的份上（她当时在区教育局工作），在最后一刻为我敞开了校门。

能读高中是我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所位于偏荒山上的学校（叫涂山高中），聚集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老教师，他们大多是民国时的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不好或自身的问题（如右派）被贬到这儿教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比较系统地学到了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心智得到了开启。

杨星没下乡，也没有工作，他常常爬几个小时山路来校找我。我也经常讲给他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有时，不经意地流露出兴奋和沾沾自喜。

他默默无语。

有一次，我瞥见教室窗外有个人影，定睛一看，是他。

他悄悄在窗外听课！

事后我问他，他说，他每次来都这样。

小学时读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我曾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把一本多余的代数书给他，简单给他讲了一下叫他回去自己看。

没多久他又上山来，把解的习题给我看。我又一次感叹和妒忌：他如果与我同窗，我一定屈居他之下。

大半年后，他最后一次上山来，告诉我，他要下农村了。

“不是说独子不下乡吗?”

“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但他们说，我出身反革命家庭，不能享受这条政策。”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出身了。他父亲在一所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医。1949年共产党来后，他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长年干挑泥巴、抬石头的苦力活。他还说，他一生下来，家里就很艰难，他个子矮小就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但他母亲是怎么精神失常的我一直不知。不过，后来接触历史多了，可以想象。）

“下乡也好，”他见我难过，说：“在城里呆着也痛苦，他们不会给我工作的。”

十多年后，1984年，我从外地调回重庆，在一所大专院校教书。他听说后专门找到学校，我们又一次相见。这时，他已从农村回来好几年了，在街道上打工。这次相见，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睿智、机敏、幽默。虽然还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但思绪和语言远没了当年的那种活跃和流畅。

他感到了我们的差距，交谈时隐隐流露出自卑和落寞。

饭后我送他到车站，告别时我说：“找个时间我去你家。”

他十分犹豫，就像当年。

“今后再说吧。我结婚了，她完全没有文化。”

今后就是几十年后的现在了，我早已同他失去了联系。

三    我的“恋人”

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最初注意到她正是因为她的这个职务。

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男女交往堪比敌区的地下活动，不仅有无数群众“雪亮的眼睛”，更有“大人和教师爷”的严控与惩罚。班上男女同学互不说话，我也从没同任何女同学说过一句话。

但是，朦朦胧胧有一种磁性的牵引，让目光总想转向那长发飘动的地方。可是，我不敢正眼相看，游离的目光眼神从来没有分辨出美丑的细节。

那一天，她下发作业本，发到我桌前时似乎多停留了几秒。我借举手拿本子，抬头盯着她看了几眼。时间虽短，却是近距离审美，从此，她的容貌，尤其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从此，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牵引，让我神游在她的周围，悄悄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学习成绩。如果她考得很好，甚至回答问题受到老师的表扬，我便暗暗吃醋，觉得更加高不可攀。

可恼的是，作为学习委员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这让我在那段“单恋”的日子里，初尝了吃醋的滋味。

每次下发作业本，我都希望她能递到我手中。可惜，她往往无视我多情的手，“啪”地把作业本往桌上一扔，就像对其他同学一样。

我知道自己毫无吸引力，个头矮小，面色因营养欠缺长期呈现苍白加菜色。更要命的是，我的家庭出身班上人人皆知，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这简直就是贱民的标志。

可是，我仍然暗暗地单恋，这自作多情的神游让我在那压抑禁锢的年代里感到一种朦胧的美好。

学校举办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片段。我对那听腻了的腔调毫无兴趣。可突然，“铁梅”出场了，居然是她，我的“恋人”！没想到她还有这种才华，能在校宣传队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我抑制不住地心跳加速，目不转睛——这是合法的。她唱得怎样我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美，那苗条的身材，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还有那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一点不逊于电影中那个明星“铁梅”。

那次饱餐秀色之后，我更加自惭形愧。她太优秀了，而且出身也好，（否则不会让她扮演铁梅）。我决定斩断这段门户不当的“恋情”。

好在只有朦胧的精神爱恋，陷入不深，好在我正巧迷上了钓鱼，便成功地移情于山水之间。

不久，两年的初中结束了，同学们各奔东西，绝大部分去了不同地区的农村，从此再也没能相见。

一年多后的一个周末，我从山上的学校回家。快到家时，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姑娘。

我一眼认出，是她！

我心中一慌，惯性地低下头，不敢面对。

“哟，不认识了呀?”

没料到她会主动打招呼，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我停下来，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地交谈。我有些手足无措，她显得显得落落大方。她告诉我，她到大巴山农村劳动一年了，这次回来探亲。

她变了，不仅脸晒黑了，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也消失了，更主要的是，她言谈举止有了一股山乡的“粗犷”。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便让人脱胎换骨。

不过，那双眼睛仍然是那么晶莹，那么诱人。

她问起我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我来了精神，侃侃而谈。

好一会儿，我才发现她的神色越来越黯然，目光越来越迷离。当我提到周日下午就要返校，晚上要上晚自习时，她仿佛从心底无限深远的地方发出轻轻的一声赞叹：“太好了。”

十多分钟的交谈，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就是这一声轻叹。她说这话时的神情，那么动人，那么凄美，那么深沉！

有羡慕、渴望、感叹、无奈、落寞、忧伤、苦涩……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段经历时，那一声轻叹仍然沉重地撞击着我的身心：那里面饱含了整整一代人无可奈何的泣血长叹，那里面回响着千万学子“失血”青春的悠长悲鸣……

我同“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结束了。道别后各奔东西。到拐角处我回头望去，夕阳金色的光辉洒向她渐渐远去的身影……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她。

   补记

有人说，我算“有出息”，干了一番事业，出了几本“大作”。

我一点没有自得，更没有“洋洋自得”。

随着年岁的增加，暮色的逼近，内心的忧伤和苦痛与日俱增。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幸运儿，初中班上50多个同学中，只有三个有幸读了高中，在三个有幸者中，又只有我有幸读了大学。

如果我也像我姐姐、我的好友、我的“恋人”，我会有什么“出息”? 如果他们，和他们背后千千万万的同代人，有我这样的幸运，中华大地上，会有多少比我有“出息”的杰出人物！

文革后，曾有一个动人的口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这自欺欺人的口号能给千千万万荒废了的青春一点安慰吗?

青春，一旦逝去，便永远逝去。

我曾在《长寿湖》一书中说，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祭献在了“阳谋”的祭坛上；在《血红的土地》一书中说，千千万万的地富们，祭献在了“土改”的祭坛上。

那么，有多少鲜活的青春，祭献在那个“枯荒”的祭坛上?